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怎么都想不通为何会如此无情。 杜聿明夫妇一共有六个孩子。当时的情况是：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在美国，那是能回来的；但是，二女儿杜致义、二女婿徐炳森，二儿子杜致勇、儿媳王贵华，三儿子杜致严，三女儿杜致廉，这四个孩子连同家眷，全都被扣在台湾。 说得难听点，从1949年开始，这些孩子其实就是蒋介石手里的人质。 曹秀清立刻起草了一封加急电报，直接发给蒋经国。电报的内容写得非常恳切，甚至可以说是在乞求。她写道：“恳请准许在台子女及女婿等人，于5月21日前来京奔丧……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 电报发出去就像泥牛入海。一天、两天、三天……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的流逝对家属来说就是一种煎熬。在台湾的几个子女也是急得团团转，他们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后，哭成一团，二女儿杜致义因为伤心过度，直接病倒了。 子女们不敢干等着，他们跑去找黄杰，希望能通过这位长辈向蒋经国求情。结果呢？他们在黄杰的官邸外头，整整枯坐了四个小时，最后只等来了一句冷冰冰的传话：“可以私下悼念，但不准去大陆，也不准公开发讣告。” 这就是蒋经国的回复。没有文件，没有解释，就是单纯的“不准”。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次拒签，更是因为新仇旧恨加在了一起。 当年淮海战役，杜聿明是被蒋介石的一纸手令逼着突围的，最后兵败被俘。他在前线卖命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安抚人心，把曹秀清和孩子们接到了台湾。当时承诺得好好的：“保证生活无忧，保证子女教育”。 可结果呢？杜聿明一被俘，蒋介石的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曹秀清带着一群孩子在台北，住的是破房子，吃的是粗茶淡饭。因为杜聿明是“战败被俘”，不是“战死沙场”，在国民党的逻辑里，这就叫“气节有亏”，连带着家属也受尽白眼。全家七口人，就靠曹秀清在烟酒公卖局当个临时收发员那点微薄的薪水过活。 最惨烈的一件事，发生在长子杜致仁身上。这孩子书读得好，考上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可是杜家拿不出学费。曹秀清硬着头皮给蒋介石写申请，希望能借贷3000美元。 蒋介石是怎么批复的呢？他大笔一挥，只准借1000美元，而且还得分两年支付。 杜致仁在异国他乡，眼看着学费没有着落，父亲生死未卜，母亲在台湾受苦，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彻底崩溃了。最后，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选择在纽约的寓所里吞安眠药自杀。 那时候，曹秀清看着儿子的骨灰坛，对蒋介石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这就是所谓的“领袖”，这就是所谓的“关照”。 反观大陆这边，情况却完全不同。 杜聿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时候，那是真的被“当人看”。大家可能不知道，杜聿明一身是病，脊椎结核让他疼得根本睡不着觉。管理所为了治他的病，费了老鼻子劲。 当时的医疗条件多差啊，但管理所专门派人去把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请来，给杜聿明量身定做了一个石膏模。杜聿明躺在这个特制的石膏床里，脊椎不再受力，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为了治他的肺结核，管理所甚至动用外汇，从香港、澳门给他买当时比黄金还贵的特效药，链霉素。 后来沈醉也被抓进功德林，看到杜聿明躺在石膏壳里红光满面的样子，都惊呆了，还以为杜聿明受刑了。结果杜聿明拉着沈醉的手说：“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1963年，曹秀清通过在国外的女婿杨振宁的关系，费尽周折从美国飞回了北京。当她走出机场，看到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还有那个已经获得特赦、精神矍铄的丈夫时，她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所以，到了1981年，当蒋经国再次在杜聿明的葬礼问题上设卡时，曹秀清心里的怒火是压不住的。这不仅仅是不让人奔丧，这是在往伤口上撒盐。 1981年5月25日，杜聿明的追悼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规格很高，邓小平、邓颖超都送了花圈，几百位生前好友到场。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也专程赶回来了。 但在灵堂的一侧，始终空着几个位置。那是留给在台湾的四个儿女的。 这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老将军一生戎马，最后时刻，身边却只有一半的亲人。 更讽刺的事情发生在追悼会之后。 也许是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上的“找补”，台湾当局在拒绝子女奔丧后不久，突然发来通知，说是给杜家子女签发了“出境证”。 这出境证上写得很有意思，理由是：“接令堂杜曹秀清女士从大陆来台定居”。 曹秀清是什么人？那是从战火里滚过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她一眼就看穿了这种把戏。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去台湾，只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去香港见面。 1982年6月，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80岁的曹秀清终于见到了阔别20多年的四个儿女。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可是，那个最想见到这一幕的老人杜聿明，已经长眠在八宝山了。他终究没能等到这张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