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拆掉毛主席像章，然而周总理却说道：“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 一九七〇年春天，发射场里那颗卫星吊在架子上，大家都以为就等点火了。 总体验收时，数据一刷，质量一栏突然往上蹿，整整超了十公斤，这一下谁都不敢出声。 技术人员不敢大意，把整星当成大件行李拆开查。 外壳拧松，灯光一照，金属表面到处闪着小亮点，凑近一看，是一枚枚毛主席像章；换块板子，也是密密一片头像，连小零件旁边，都别着一枚。 数量一数，往秤上一合，这十公斤几乎都让这些像章凑了出来。 那几年，毛主席像章几乎人人一块。 工人天天和卫星打交道，心里敬重，就想把这份心意一块送上天，看见空白位置顺手就贴。一个人一点，两个人一点，谁都没往“总重”上想，卫星就在这股热情里悄悄“长胖”。 往前追，会落到一九六四年的导弹阵地。 东风二号在荒地里试射，帐篷里灯光摇晃。孙家栋守在试验记录旁，对着一行行数据，盯着飞行曲线。钱学森看在眼里，记下了这个能扛事的年轻人。 东风二号稳定之后，国家开始琢磨人造卫星，总得有个总设计师。 挑人的时候，钱学森把孙家栋推了出来。孙家栋话不多，只说一句：国家需要他去哪，他就去哪。 一九六七年，“东方红一号”正式任命他当总设计师。 工程组早有一摞方案，功能一条连一条。现实是，西方技术封锁，核心资料拿不到，设备买不来，国内经济和工业基础都薄，高精度仪器紧缺，时间又紧，纸上的东西照着做，很容易吃不消。 图纸摊在桌上，箭头和符号挤在一起。 孙家栋越看越觉得，该收一收。他圈出几条底线：这颗卫星，只要做到上得去，地面抓得到轨迹，望远镜看得到，电台能从天上听到《东方红》。围着这四条转，能砍的设备就砍，能简化的功能就简化，让卫星先“瘦下来”。 等到一九七〇年发现多出来十公斤，大家心里立刻绷紧。 会议室里图纸铺了一桌，有人提议从别的部位“抠肉”，把结构件做薄一点，用加强设计兜着；有人想着在火箭那边再挤一点动力，让推力硬扛这十公斤。 最直接的一条路，其实就摆在眼前，就是把这些后贴上去的像章全部拆掉，让卫星回到原本的质量线。问题在于，这几个字不好说。 大家都清楚，“拆像章”不轻，敬意是工人的真心，政治上也要掂量。 孙家栋在一旁听，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导弹试验那些年，让他习惯先看底线。 卫星如果带着这十公斤飞上去，一旦出偏差，整个任务都得买单。 他最后把话摊在桌上：真正对毛主席负责，是保证卫星安全入轨，而不是在外壳上多挂几斤金属。这一句，把问题戳破，他也等于先把这口锅扣在自己头上。 后面怎么走，就得看更高一层的主意。 不久，周恩来来到研制队伍慰问。孙家栋抓住机会，把超重情况、像章来历、技术风险和自己的打算一件件说清。屋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等那句定心的话。 周总理低头想了片刻，抬头说：“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没有毛主席头像？我支持你。”这一句，把心里的弯路拉直了。 毛主席的形象早已遍布全国，不会因少几枚像章就打折。 他又交代，把这些像章一枚一枚收好，将来放到航天博物馆里，让后人看看，当年工人怎么把敬意贴在卫星上。 装配现场那几天，大家戴上手套，用小工具一点点撬开每一枚像章，生怕刮花舱体，也不想对工人的心意太粗糙。 等全部拆完，卫星重新过秤，数字从红区退回安全区，发射条件才算真正达标。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长征火箭点火升空，火焰拖出长长一条，把“东方红一号”送出大气层。卫星顺利入轨，地面抓到信号，《东方红》的旋律从广播里传出来。很多人抬头看着夜空，只觉得天上多了一颗属于中国的星。 对外界来说，这是一枚写进世界航天史的人造地球卫星；对熟悉内情的人来说，那十公斤的去留，是一场有分量的选择。多出来的重量留在地上，把最稳当的方案送上天，这种拎得清的劲头，是那一代工程师共有的脾气。 时间往后推几十年，孙家栋一直没从这条路上下来。 二〇一三年前后，很多同龄人已经在家抱孙子，他八十四岁，还在航天一线。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是他；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总设计师，也是他。他常说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他身边，还站着一排名字。 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用身体护住装着实验数据的包；于敏在氢弹理论阵地上一守几十年；黄旭华为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三十年。《国之脊梁》把他们的脸一张张印在书页上，看着不张扬，却顶得住风浪。 很多年轻人翻到这些故事，也会明白，真想“追星”，该把目光分一点给这些深夜对着图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