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终于如愿以偿。 1981年，高德隆那时候过得那是相当体面。他是西安某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妻子于凤英是司机。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这两口子的双职工配置，绝对算得上是高薪阶层。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按理说，日子过得那是蜜里调油。 但是，高德隆是个传统男人。他骨子里就觉得，没个儿子，这香火就断了。尽管当时政策严得很，双职工超生那可是要“扒层皮”的，但高德隆不怕。他这人有本事，从司机干到经理，自信能兜得住底。于是，1981年11月17日，他心心念念的儿子出生了。 但这“如愿以偿”的第一步，就是坠落。 两口子的工资直接被腰斩，从80块降到了50块，每个月还得交10%的罚款。最惨的是，高德隆被人检举，经理的帽子被摘了。家里瞬间从“小康”跌到了“赤贫”。那时候为了活下去，一家人做菜都要多放盐，一盘咸菜能连着吃两三天。 看着怀里的儿子，高德隆是痛并快乐着。他给儿子取名叫“高明”，意思是虽然现在难，但只要有老爸在，儿子的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 这高德隆确实是个能人。没过两年，他又被公司悄悄启用了，去了下属的服务公司倒腾钢材。凭着那股子聪明劲儿，他又翻身了，家里再次富裕了起来。俗话说“惯子如杀子”，这话放在高德隆身上，虽不完全准确，却也是个伏笔。他对这个失而复得、付出巨大代价才养大的儿子，那是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 儿子喜欢集邮，高德隆二话不说，掏空兜里的300块钱，还搭上一块手表，就为了换一张邮票。儿子懂事，说买贵了，高德隆却乐呵呵地不在意。只要儿子高兴，就是把家掏空了他都乐意。 悲剧的导火索，往往就埋藏在这些看似温馨的日常里。 高德隆为了奖励儿子，花500块巨资买了一辆高档自行车。 谁也没想到，这辆承载着父爱的自行车，成了一张催命符。 学校里有个叫王星的学生，家里条件一般，看着高明骑着好车“招摇过市”，心里的妒火就烧起来了。 1998年11月4日，王星找了几个社会上的混混，理由极其荒诞：“我就见不得他臭显摆。” 那天下午，几个混混拳打脚踢，那个叫黄毛的，甚至骑着自行车从高明身上生生轧了过去。高明浑身是伤，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高德隆两口子看到儿子头破血流，赶紧送去医院。接诊的医生一看是打架受伤的，眼神里立马透出一股厌恶。 医生不耐烦地挥挥手：“打架的我见多了，回去休息一晚就没事儿了，走吧。” 高德隆想理论，但高明懂事，不想让父亲为难，强忍着剧痛拉着父亲回家了。 第二天，高明就开始剧烈呕吐，头痛欲裂。再送到那家著名的医院，急诊医生还在慢悠悠地喊着“走流程”。高德隆急得都要给跪下了，托了无数关系才找到个老专家。 专家掀开眼皮一看，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晚了。” 接下来，儿子的眼眶开始渗出带有腐蚀性的粘液，面目全非。高德隆去求医生，那个医生怎么说的？他冲着这个绝望的父亲怒吼：“都说了脑死亡你不信！流粘液又怎么样？你把他眼珠子抠了不就不流了吗？” 这还是人话吗？这就不是人话！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子，把高德隆最后一点理智割得粉碎。 11月15日，高明走了，年仅17岁。 儿子死了，高德隆的魂也跟着走了。他开始酗酒，40天喝了200瓶白酒。妻子受不了刺激疯了，女儿也遇人不淑。好好的家，彻底散了。 法律给了判决，但这个判决在高德隆眼里，轻得像鸿毛。主谋王星因为没动手，只罚了3000块；动手的黄毛判了14年，其他的判几年不等，甚至还有没判刑直接送工读学校的。 至于那家延误治疗、态度恶劣的医院？毫发无伤，没有任何责任。 高德隆想不通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怎么到了自己这儿，儿子命没了，坏人却还能逍遥快活？他试图用佛法来化解仇恨，他跑去卧龙寺出家，又去运梁寺做居士。他在古佛青灯下跪了几年，本以为心能静下来。 直到2002年，他在街头偶遇了当年那帮混混。 既然法律给不了我要的公道，既然老天爷不开眼，那我就自己来当这个判官。高德隆当过兵，懂爆破。他搞来了炸药和雷管，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计划。 2004年大年三十，他把自制的炸弹放在了那家医院的门诊楼。一声巨响，玻璃震碎，7人受伤。但他没想杀无辜的人，选的是人最少的时候。 但这没完。接着，他又做了11枚炸弹，伪装成新年礼盒，放在了那些混混的家门口。在最恨的两家，他还加了液化气罐和汽油。 万幸的是，由于炸弹制作粗糙、受潮，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这种疯狂的举动，已经彻底震惊了西安。 被捕的那一刻，高德隆正在高明曾经就读的学校门口，手里拿着把自制手枪顶着自己的脑袋。他想去陪儿子，可惜枪卡壳了，子弹卡在骨头里没死成。 面对冲上来的警察，高德隆没有反抗。他甚至露出了一抹释然的微笑。 那是一种终于解脱了的笑，是一种“爸爸尽力了”的笑。 2005年1月14日，高德隆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