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马奈认为运河和高铁等大型基建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关键，他表示柬埔寨如果调整对华合作节奏，并且获得美日等国的支持，有希望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第三条道路？ 这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年均GDP增长率曾长期保持在7%以上，但近年增速有所放缓。 中国投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仅2013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柬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占柬埔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半。 然而，单一的依赖模式开始显露出局限性。柬埔寨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自主创新不足等挑战。 世界银行2023年的报告指出，柬埔寨需要从“追赶型增长”转向“生产率驱动型增长”。 洪马奈的发言正是对这种转型需求的回应——柬埔寨渴望更均衡、更多元的发展动力。 洪马奈的观点引发了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深入比较： 基建驱动模式以中国经验为代表，强调通过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在柬埔寨，金边-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等项目确实改善了物流条件，为旅游业和制造业带来了便利。 多元支持路径则强调通过多方合作获取更全面的发展资源，日本在柬埔寨的城市规划与技术培训、美国的市场准入与私营部门投资、韩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经验，都可能为柬埔寨提供不同于大型基建的发展动能。 这两种路径的核心差异在于对“发展”理解的侧重不同：前者更注重物理空间的联通，后者更关注制度完善与人力资本积累。 对柬埔寨而言，理想状态可能不是二选一，而是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柬埔寨的外交传统中蕴含着独特的平衡智慧，从西哈努克时代的不结盟政策，到洪森时代与中国建立的紧密关系，柬埔寨始终在大国间寻找自己的空间。 洪马奈的“调整对华合作节奏，争取美日支持”论述，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这种平衡面临三重考验： 第一，如何在中国提供的确定性优势与其他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机会之间找到黄金比例。 第二，如何在各大国竞争中保持足够自主性。 第三，如何将外部支持有效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 值得玩味的是，洪马奈的表述本身就很精妙——他没有否定与中国的合作，只是提议“调整节奏”。 这种外交辞令既向其他潜在伙伴释放了信号，又不会过度刺激现有主要伙伴。 柬埔寨的尝试并非孤例，整个东南亚都在进行类似的发展路径探索，越南推行“竹子外交”，根坚干直但枝柔叶韧。 印尼坚持“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新加坡发展出独特的“多向结盟”模式。 在小国生存之道中，过度的依赖就是最大的风险。 成功的平衡术需要几个关键要素，清晰的自身利益界定、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国内发展共识的凝聚，以及把握全球化分工机遇的能力。 柬埔寨的特殊国情使其探索更具观察价值，这个国家拥有东南亚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农业基础深厚但工业化程度有限，地理位置重要但基础设施仍有明显短板。 这些特点决定了柬埔寨需要一套定制化的发展策略：它既需要基建来释放地理潜力，也需要人力资源投资来提升劳动力质量，既需要外部资本来弥补储蓄不足，也需要培育本土企业来增强经济韧性。 洪马奈的论述真正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发展想象。 国家发展不应被简化为“选择哪条路”，而应聚焦于“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现代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柬埔寨的探索实际上是在测试一个关键命题： 在高度互联的世界中，小国能否通过精巧的多边平衡，创造出比单纯依附某一方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中国的基建投资与日美的技术、市场经验并非互斥选项。 事实上，当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制度能力同步提升时，会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金边-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的效率，完全可能因为日本的物流管理培训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工业园区与美国的市场准入结合，可能催生出更具竞争力的柬埔寨制造企业。 洪马奈言论中更深刻的启示是对“发展自主性”的追求。 这种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外交平衡上，更体现在发展议程的设置能力上，能否将外部资源转化为符合本国长期利益的战略资产，而非简单地被纳入他国的发展叙事。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柬埔寨的实验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在全球力量重组时代，如何在不选边站队的前提下最大化国家利益？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金边、河内、雅加达的决策办公室中被反复探讨。 最终，国家发展的核心奥秘或许不在于选择了哪条显而易见的道路，而在于能否在复杂约束条件下，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轨迹。 洪马奈开启的这场对话，其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简单答案，邀请各方共同思考发展的多元可能性——而这本身，就是小国智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