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户口本，家庭出身这一栏真是亮了！[灵光一闪] 1959年12月，那是一个带着北方特有的凛冽寒意的冬日。溥仪刚刚获得特赦，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北京。家没了，国也没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重新做人，第一步，就是去办户口。 他跟着妹夫万嘉熙，去了西城区厂桥派出所。您能想象吗？这位爷，以前出门得八抬大轿，前呼后拥，这会儿，得像个普通老百姓一样，在派出所的柜台前排队。 接待他的民警叫吴静深，据说当时一听“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手里的钢笔都差点掉地上。不过，新中国的办事人员就是不一样，震惊归震惊，工作还得继续。表格铺开，一栏一栏地问。 名字、年龄、住址，这些都好说。可当问到关键的“家庭出身”这一栏时，问题来了，而且是天大的问题。 民警吴静深犯了难，整个派出所都为这事儿炸开了锅。末代皇帝，全国就这么一个，谁也没想到，几千年的历史，最后要被一张小小的户口卡片收纳。 最后，上面批下来的结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也成了历史奇闻。户口本上，给溥仪的家庭出身填的是：“土司”，代码是58！ “土司”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封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袭首领的称号，类似于地方的贵族。用这个词来形容清朝的“爱新觉罗”皇室，简直是荒唐到家的实用主义。 但您再想想，这背后的深意可就大了： 制度的平等性： 不管您是皇帝还是乞丐，在新社会的户籍簿上，都得有个代码，你再特殊，也得被框进去。这叫“一视同仁”，是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历史的终结： “土司”这个词，一下子就把溥仪从“天子”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类比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地方世袭小贵族，彻底抹去了“君权神授”的色彩。那张巴掌大的卡片，把“皇帝”俩字彻底拍成了“居民”。 这“土司”俩字，是历史给溥仪开的一个幽默又深刻的玩笑，也是新中国宣告旧时代终结的一枚小小的印章。 您以为这就完了？户口本上还有更多刺痛人心的“日常化”细节。 文化程度：初中。 溥仪在紫禁城里受的教育，那叫一个扎实。师傅是状元陈宝琛，英文老师是苏格兰人庄士敦，他能读莎士比亚原版英文，满文、汉文、经史子集，无一不精。这文化水平，搁在当时，说是顶尖学者都不为过。 可民警填的却是“初中”。 为什么？因为宫廷里的私塾教育，不被新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承认。你以前学得再好，没有毕业证，没有学历证明，对不起，按规定来。 这个“初中”，简直是九五之尊被“学历”一把拽下龙椅的最好写照。它告诉我们，在新的标准下，你以前的身份、权力、财富都不算数，只有规范化的证明才作数。这让溥仪彻底与胡同口修自行车的师傅、街道上卖菜的大爷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职业：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是户口本上最魔幻的一栏。曾经的金枝玉叶，现在成了一个“吃皇粮”的文职人员。 溥仪特赦回来后，先是在北京植物园当园艺工，每天浇水、剪枝、接触泥土，这体力活磨掉了他的棱角。后来，他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整理史料。 您能想象吗？他每天早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挤上103路无轨电车去上班。车上售票员冲他喊：“同志，买票！”他得赶紧掏零钱，动作稍微慢点，售票员小姑娘就可能翻个白眼。 他曾是历史的执笔者，现在成了历史的整理者。从坐龙椅到坐公交，从批奏折到写材料，从万人伺候到借醋买菜，这巨大的落差，没有强大的内心，根本扛不住。而他，拿着这份普通人的工资，踏实地过了最后的几年。 溥仪办完户口，拿着那本绿皮的《居民户口簿》，心里是踏实的。他知道，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根”，一个属于普通公民的“根”。他不再是政治漩涡里的棋子，不再是日本人的傀儡，他只是一个“北京居民”。 他拿着它，去粮店领三十斤的粮票，去街道办事处办结婚证（和护士李淑贤），去植物园办工作证。每一次出示，都在提醒他：你已经融入了，你和大家一样。 他晚年住在东冠英胡同的小平房里，邻居大妈会敲门借醋，他会笑着递出去，顺嘴问句：“您还缺姜不？”这种“柴米油盐”的日常，是他前半生做皇帝时从未体会过的踏实感。 溥仪的户口本，如今躺在档案馆里，纸面泛黄。它没写“末代皇帝”的跌宕，只写了“普通市民”的栏格。 它最深刻的价值，不是记录了一个皇帝的身份，而是证明了一个皇帝是如何被时代“格式化”成一个公民的。表格上没地方写“朕”，只能写“男，汉族，初中”。 但我们今天看这张表格，却会松一口气：连皇帝都能重新做人，都能融入社会，那我们普通人，日子再难，也还有下一栏可填，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溥仪最终于1967年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一生，以一个惊天动地的“皇帝”开局，却以一个平静的“北京市民”收尾。那本绿色的户口本，就是他这趟漫长旅程最好的“通关文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