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店的铃铛响第五次时，具俊晔终于选定那束白色蝴蝶兰。 花瓣的弧度要像她去年笑起来的眼角。 去年信义区顶楼的香槟塔倒映整个台北的灯火。 S妈穿大S挑的枣红绒衫，举杯的手没抖过。 今年帝宝的落地窗擦了三遍，小S把遥控器攥出汗：“妈，我们看哪台？ ” 老太太的失眠变成一把钝刀。 凌晨三点起身沏茶，客厅留着她常坐的那张按摩椅。 药盒藏在抽屉最里层，记者问起只说“好多啦”，尾音却像被什么拧了一下。 小S准备的“特别活动”是部家庭录像。 画质模糊，二十年前的徐家客厅，姐妹俩抢一支麦克风。 大S把妹妹头发揉成鸟窝，自己先笑倒在沙发上。 具俊晔带来的白花插进青瓷瓶，摆在荧幕左侧的空位。 寺庙檀香沾在S妈驼色大衣的袖口。 她合十时嘴唇在动，但听不清是经文还是闺名。 供桌最前面摆着女儿爱吃的糖霜松饼，酥皮已经有点塌。 跨年倒数会从“五”开始。 今年少一个人接“四、三、二、一”，但具俊晔调整花瓶角度的样子，像在帮谁整理并不存在的裙摆。 有些缺席会重新定义在场。 就像蝴蝶兰的香气浮在房间里，你找不到具体来源，但它让整个空间发生弯曲。 零点烟花炸开时，台北会有十万个家庭仰头，而某个窗内的人们正学习用新的语法说爱——把“永远”这个词，折进跨年第一秒钟的寂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