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去见张学良时，被枪杀于“老虎厅”。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得知后，惊讶的说：“杨宇霆精干有才能，竟然突兀被杀。”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给他父亲办75大寿。 哎呦，那排场，真叫一个“壕”！杨宇霆的小河沿公馆，高朋满座，灯火辉煌。东北各省的长官，带着重礼，争着去捧场，连当年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都跑来当“总招待”，蒋介石、阎锡山这些关内的实权人物也派了代表来祝贺。 那感觉，哪里是给父亲祝寿？分明是给杨宇霆本人办的“登基预演”。 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也去了，毕竟，杨宇霆是自己老爹张作霖生前最倚重的人。 他一进客厅，“总司令到！”秘书高喊了一声。你猜怎么着？在场的东北军高级官员，只有少数几个人起身，大部分人只是略微欠了欠身，继续打牌聊天。张学良，这个东北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在那一刻，就像个可有可无的客人，被晾在了角落。 可当主角杨宇霆一走进来，画风立马变了！“督办到！”喊声一落，客厅里所有人，包括刚才没起身的那些老将们，全都肃然起立，恭恭敬敬地上前问候。 于凤至当场就看不过去了，回到帅府，她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真正的主人，看看他那副样子，眼睛里还有你吗？” 老话说得好，“不聋不哑，不做阿家”，张学良不是真傻，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他当时可能在想：我老爹尸骨未寒，你杨宇霆就敢公然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把我当空气，把我夫人气得够呛。这哪里是祝寿，这是在公开羞辱和试探。 这场寿宴的羞辱，只是催化剂。真正的原因，在于张作霖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东北内部出现的那个“权力真空”。 张学良继位，是“父死子继”，顺理成章，但他毕竟太年轻，当时只有27岁。而杨宇霆和常荫槐，一个掌握着军火，一个掌握着交通和行政，他们是老帅的左膀右臂，在奉系盘根错节，形成了强大的“士官系”势力，根本不把张学良这个“保定系”的少帅放在眼里。 事情的导火索，是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带着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来到帅府。文件内容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命常荫槐为督办。 东北铁路，涉及中苏日三方复杂的外交利益，是东北的经济命脉。杨、常二人根本没跟张学良商量，直接把文件往他面前一放，意思就是：“你签个字，我们马上公布。”这操作，已经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这是公然越权，视少帅为傀儡。 张学良说：“此事涉及外交，应该上报南京，不能草率，从长计议。”他们俩呢？脸色一沉，起身就走，说“我们回去吃饭，晚上再来听结果”。言下之意：你必须签字。 这就是赤裸裸的“逼宫”。 当晚，张学良回到房间，气得把茶几上的杯子摔得粉碎。他知道，再不除掉杨、常，他就会成为第二个“秀吉之子”，被德川家康一样的老臣夺权。甚至当时日本特使林权助在吊唁张作霖后，公然对日本记者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张学良为此专门找来《东洋史》来看，老臣架空少主的历史案例，让他寝食难安。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张学良做了一个我们今天听起来像小说情节的举动：他拿出一枚银元，向上天祷告，掷币做决定。 他对自己说：如果袁世凯大头朝上，就杀；如果有字面朝上，就再想办法。 第一次，大头朝上。第二次，大头朝上。第三次，还是大头朝上。 张学良心里还是有些犹豫。他又换了一个念头：如果有字面朝上，就杀。 第一次，反面朝上。第二次，反面朝上。第三次，他不敢看了，让夫人于凤至帮忙看，于凤至含泪说：“反面。” 晚上8点，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而至，被卫兵引到大帅府里摆着两只老虎标本的“老虎厅”。 张学良进去寒暄，随后借口“去拿点水果”离开了。不到一分钟，警务处长高纪毅带着6名荷枪实弹的卫士冲了进来。 高纪毅大声宣布：“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 杨宇霆和常荫槐还没来得及挣扎，两声枪响，两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问题是，他杀得太“突兀”，太“简单粗暴”了。杨宇霆有罪吗？有，他狂傲、结党、揽权，确实构成了对少帅权威的致命威胁。但他的作用呢？他是奉系的外交强硬派，对日本的“杂居”要求一直持强硬反对态度；他是东北兵工厂的实际掌舵人，是东北军工的灵魂；他还是奉系“士官系”的核心，连接着东北军的中坚力量。 这一枪，是立威，但更像是自断大腿。 老臣郑谦被要求起草判决书，吓得浑身发抖，三个月后就病死了。东北军的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的裂痕，彻底被拉开。孙传芳第二天一早就跑去大连避祸。 正如张学良晚年所叹息的那样：“杀杨等于拆顶梁柱。”他以一种极端的、个人的方式解决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却给东北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让这艘巨轮在面对外敌时，变得头重脚轻，舵手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