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 5 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 劳动”和“ 安置”。 潘汉年的一生，像一条被时代反复折弯的河流，从宜兴陆平村的启蒙少年，流向风云激荡的革命前线，又在湘赣边界的茶园里悄然收束。 1906年，他出生在普通农家，自小接触新思潮，青春期投身社会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奔走在工人、学生运动的最前线，很快以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被党组织重用。此后无论是文化统一战线，还是与国民党实力派周旋，他都游走于隐蔽战线与公开舞台之间。 长征后，他受命赴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抗日战争爆发，他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统筹情报与统战，亲手搭起敌后情报网络，一面打探日伪、国民党各方动向，一面争取部分国民党将领站到抗日合作的阵线中来。 解放战争里，他继续领导情报系统，为解放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入城市管理领域，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投身经济恢复和城市建设，看上去已经进入了另一段平稳的人生。 转折在1955年来得突然而冷酷，他因“历史问题”被捕，后来被扣上“内奸”罪名，1963年判处无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政治权利被剥夺，过去的功勋一夕间被遮蔽。长达二十年的审查，让这位隐蔽战线的老将从光亮跌入深渊。 直到1975年，中央专案三办作出将其“劳动安置”的意见，公安部寥寥数句公文，决定把他从监狱移交湖南省公安厅第三劳改单位洣江茶场。 5月27日清晨，他在专案组和押解人员陪同下走进北京火车站，登上南下列车。两天后，列车抵达长沙站，站台上等待他的是已经被分开整整八年的妻子董慧。 那一刻，两人只是紧紧握着手，含着泪笑了笑，没有抱头痛哭，也不再追问未来，他们明白，能在有生之年重新站在一起，已是命运的宽宥。 当天，他们继续在公安看守下转往井冈山脚下的洣江茶场。那是一片群山环绕的偏僻地方，成片茶园铺在坡上，空气潮湿，住着的多是劳改犯、“右派”和“现行反革命”。 场里曾想按图纸新建小屋，最后还是把夹在场部办公楼和职工宿舍之间的一间旧澡堂改成他们的住处，砖墙瓦顶，二十多平方米隔成两小间，一间做灶屋，门外伸出一截自来水管，旁边是职工食堂。对刚脱离高墙铁窗的人来说，这样的安排已算“宽松”，潘汉年只点头说“可以”。 作为“单线审查对象”，他必须与其他劳改人员分开管理，却照样每天要出工。近七十岁的他身子早已虚弱，每天清晨穿上粗布衣，拎着剪刀和锄头，慢慢走向茶园。山风一吹，他缩了缩肩，弯腰在茶垄间修枝除草，手掌被磨出一道道裂口。 董慧体弱，在屋里烧水做饭，间或到茶园帮着递水、扶他一把。傍晚收工，他常坐在田埂上，看着远处叠起的群山发呆，夜里在昏黄灯泡下与妻子围着小桌，断断续续谈起青年时代的理想、上海的岁月和如今难以琢磨的前途。 茶场的生活清苦而单调，却也是他们八年来第一次能结伴过日子的时光。场方按规矩提供粗茶淡饭，有时帮忙送点东西到屋里，除此之外就是漫长的劳作与慢慢拖垮的身体。 营养不足、环境潮湿，再加上多年的旧病，他的肝病和类风湿关节炎一天天加重，走路愈发离不开木棍，咳嗽几乎停不下来。 1977年3月24日，他突发高烧，神志恍惚，洣江茶场连夜把他送往长沙医院。病床边，董慧握着他的手轻声说话，仿佛要把所有安慰都挤进有限的时间里。 医生尽力抢救，却终究改变不了结局。4月14日，潘汉年在病房安静离世，终年71岁，骨灰暂时以化名埋在长沙南郊一处不起眼的墓地，他生前背负的“案子”仍然压在档案袋里。 直到1982年，中央复查“潘案”，正式下文撤销原结论，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用真名立碑。 他在上海、香港布下的情报网络，他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为统战、为情报奔走的那些隐身功劳，重新被写进历史。洣江茶场那间不足二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和他在茶垄间弯腰劳作的背影，则成为这段曲折命运的注脚。 从风雨中的隐蔽战线，到山坳里沉默劳作，再到身后迟来的昭雪，潘汉年的经历提醒人们，历史有时会误判忠诚，但时间终究会把真相翻上地面，只是那时当事人往往已不在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