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13年，又老又淫的宋襄公的夫人，竟然瞧上了自己的孙儿公子鲍，见公子鲍生得比妇人还美貌，她就说“你若跟我欢好，我便能助你登上国君之位。”公子鲍犹豫片刻后答应了。 公子鲍这个名字，在春秋史书里一面写着美而艳，一面挂着乱伦夺位的污点。他原本只是宋昭公的庶弟，却在祖母襄夫人的操作下，从宗室公子变成了宋文公，这桩祖孙之间的隐秘交易，也成了礼崩乐坏时代的一面镜子。 故事还要从宋襄公说起。宋襄公出身周室之后，娶周襄王的姐姐王姬为夫人，喜欢以仁义自许，在泓水一战坚持不乘敌人渡河之危，结果惨败于楚军，宋国元气大伤，他自己不久抑郁而终，只留下寡居的襄夫人。 之后宋成公短暂维持局面，再往下轮到宋昭公继位，这位新君暴虐苛刻，连年饥荒时非但不赈灾，反而加重赋税，国中怨声四起。 同一座宫廷里，另一条路线悄然展开。公子鲍天生相貌出众，《左传》说他美而艳，甚至比女子还要细腻，举止又温和周到。更关键的是，他懂得怎样抓住人心。 宋国闹饥荒，他打开自家仓廪救济穷人，又特意照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按月送衣送饭，请人上门问安。 后来在襄夫人暗中挪用宫中储备的支持下，他再次在荒年大规模赈济，敬老恤贫的名声很快传遍国中，许多士兵与百姓都觉得，这位公子比名义上的君主更像可以依靠的人。 襄夫人看中的并不只是孙儿的容貌，而是这股民心。她出身王室，早年嫁入宋国，丈夫死后仍牢牢把持后宫，对权力的嗅觉极其敏锐。 她明白，谁能掌握人心，谁就有资格坐上君位。于是她把筹码摆在公子鲍面前，一边是自己掌握的钱粮和势力，一边是未来的王位，只要他愿意与自己私通，就会得到她在宫中的全力扶持。 祖孙乱伦有违礼法，公子鲍起初犹豫，可在现实利害面前，这道底线终究被压了下去。从此他在国内以更大的手笔行善施惠，表面上是仁义公子，暗地里则是在为改立新君铺路。 知情者冷笑他靠床第交易起家，多数人却只看到他赈灾的义举。等到舆论和人心几乎完全倾向公子鲍时，襄夫人终于下了最狠的一步棋。 她得知宋昭公要去孟诸打猎，先令关闭城门断其退路，又派心腹率兵设伏。宋昭公陷入重围后，看明白祖母和弟弟已经联手，认定大势已去，便主动遣散侍卫，把随行的珠宝分给旧人，劝他们各自逃命，不要为自己白白送死，自己则坦然就戮。 只有忠臣荡意诸执意不离，最终身中数矛殉主。城中几乎同时传出襄夫人扶立公子鲍为君的诏命，军士早受其恩惠，又见旧君已死，新主名分现成，很快顺势拥立，这位曾靠赈济出名的美男子，踏着兄长和忠臣的血迹登上宋国君位。 很多叙述到此为止，只把宋文公视作丑闻君主的典型。然而登基之后，他并非只知道享乐。他一方面清理昭公旧党与宗族势力，一方面重用华元等人整顿军政，安抚百姓，还多次出兵对抗楚国和郑国，攻伐周边小国，使宋国在风雨飘摇中没有立刻崩塌。 有的评价因此称他为中兴之主，也有声音坚持认为，他终生难脱权色交易的阴影，两种看法并列存在，本身就是春秋乱世价值观撕裂的写照。 如果说宋文公是在道德与权力之间做了选择，那么襄夫人则干脆把血缘、礼法和身体都当成筹码。 她以寡居太后的身份控制中枢，又用祖孙关系完成政变，在她眼里，真正稳固国家和家族地位的，不是名义上的仁义，而是手里握着的实权和可以调动的人心。 等到宋文公勉力稳住局势，当年以仁义自豪的宋襄公一脉，早已在几代人的内斗与妥协中变了形。 这段祖孙之间难以启齿的秘事，被史书冷冷记下，既像一则宫廷秘闻，又像一面照向时代的镜子。 它提醒后人，在礼崩乐坏的世界里，道德未必决定胜负，真正左右局面的，是谁更懂得利用规则与人心。 而公子鲍与襄夫人，正是这样一对在灰色地带结成同盟的赢家，只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更多是一声长久的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