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建秦制流芳千古，陷沙丘遗臭万年，功过如何评说？ 在秦朝风云激荡的历史舞

李斯：建秦制流芳千古，陷沙丘遗臭万年，功过如何评说？ 在秦朝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李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复杂人物。他以寒门之身逆袭成为帝国丞相，一手缔造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制度框架，却又在权力漩涡中迷失，最终亲手为秦王朝敲响了丧钟。关于他是功臣还是奸臣的争论，跨越千年仍未停歇，而解开这个谜题，恰恰能读懂权力与人性的博弈。 李斯的人生起点，藏着他一生的执念。早年在楚国担任小吏时，他从厕中鼠与仓中鼠的生存差异中顿悟“人之贤不肖在所自处”，立下了突破阶层、掌控命运的志向。为实现抱负，他师从荀子专攻帝王之术，却摒弃了儒家仁义内核，将法家的集权思想奉为圭臬，这为他日后的功过埋下了伏笔。入秦后，李斯凭借过人的胆识与谋略迅速崭露头角，在秦王嬴政欲驱逐六国客卿的关键时刻，一篇《谏逐客书》以“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磅礴气势，不仅挽救了自己的仕途，更为秦国留住了商鞅、张仪等外来人才，奠定了统一六国的人才基础。 作为秦帝国的“总设计师”，李斯的功勋足以载入史册。秦朝统一后，面对“分封”与“郡县”的激烈争论，他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彻底终结了诸侯割据的隐患，成为后世王朝的政治模板。在文化与经济领域，他主持“书同文”，以秦国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打破了地域文化壁垒；推行“车同轨、度同制”，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让全国的经济交流有了统一标准。这些举措如同坚固的梁柱，撑起了大一统帝国的骨架，使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其历史贡献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然而，深植于李斯骨髓的利己主义，最终让他从功臣沦为历史的罪人。他深知同门韩非的才华远超自己，为保住权位，竟联合他人诬陷韩非为韩国间谍，迫使这位法家集大成者饮毒自尽，留下了千古骂名。而真正将他钉在耻辱柱上的，是“沙丘之变”中的致命抉择。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后，李斯本应坚守托孤之责，辅佐贤明的扶苏继位。但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他担心扶苏登基后自己失势，竟选择背叛先帝遗诏，与赵高合谋篡改诏书，赐死扶苏与蒙恬，拥立昏庸残暴的胡亥为帝。 这一投机选择，不仅葬送了李斯自己，更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胡亥继位后，施行更为严苛的暴政，大修阿房宫、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李斯为自保不仅不加劝阻，反而上书迎合胡亥，主张以更严酷的律法压制民众，沦为暴政的帮凶。最终，他没能逃过权力的绞杀，赵高为独揽大权诬陷其谋反，李斯被关进自己参与设计的监狱，遭受五刑之苦后腰斩于市，三族尽灭。临刑前，他望着儿子感叹“欲与若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权力的幻灭与对平凡生活的追悔，令人唏嘘。 纵观李斯的一生，他是制度的巨人，却是道德的侏儒。他的郡县制、统一文字等举措，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堪称千古功臣；而他陷害韩非、参与沙丘之变、助纣为虐的行为，又让他成为加速秦亡的千古罪人。司马迁评价他“能明其画，因时推秦”，王夫之则批判他“导谀趋利”，两种评价恰恰折射出他矛盾的一生。 李斯的悲剧，本质上是权力异化人性的缩影。他精通帝王之术，却不懂“为政以德”的道理；善于设计制度，却忽视了道德对权力的约束。或许，评价李斯无需非黑即白——他既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臣，也是因私误国的奸臣。而这段复杂的历史，更留给后人深刻的启示：真正的成功者，不仅要有改变时代的才华，更要有坚守底线的品格，否则再辉煌的功业，也终将在权力的欲望中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