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这事儿， 果然就像鲁迅说的：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以前读鲁迅只觉得枯燥乏味、夸张刻薄，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只觉得错把珍珠当鱼目，真是字字珠玑，一针见血！他的刻薄之下分明是满腔深情与悲怆…… 初读这段话，觉得这老头儿嘴真毒，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管事的说得不是蠢就是坏。可经历了这些年，再看到南京博物院这类事，后背一阵发凉——鲁迅哪里是在夸张，他分明是拿着手术刀，把一种绵延不绝的“病灶”给精准解剖了。 南京博物院这事儿，简直是鲁迅论断的“经典案例教学”。捐赠人庞增和1959年捐出137件家藏，那是把整个家族的文化传承托付给了国家。这批“虚斋旧藏”进了博物院，按说是进了最专业的保险箱。可结果呢？五件珍品不翼而飞，其中一幅甚至差点出现在拍卖场上，标价近亿。院方轻飘飘一句“当年鉴定为伪作，已调剂处理”，就想了结。鉴定记录遮遮掩掩，处置流程无影无踪，这操作，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内行偷完”。 为什么说这是“内行偷”？因为外行干不了这活儿。外行顶多是保管不当，让文物受潮、虫蛀，那是“糟蹋”。而内行，才懂得如何利用专业的壁垒、制度的模糊地带，完成“偷梁换柱”。他们知道哪些东西值钱，懂得如何用“学术鉴定”作为外衣，更清楚“调剂”“划拨”这些术语能掩盖多少秘密。鲁迅的可怕预见在于，他点破了：最大的破坏力，往往不是来自无知，而是来自拥有专业权力却失去敬畏之心的“内行”。 他们不是不懂，是太懂了，懂得如何让公共财富在程序的掩护下悄然流失。 这病根，鲁迅在近百年前就诊断清楚了。他写《谈所谓“大内档案”》，说的是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被官员、学者们你偷我捡，当废纸卖的荒唐事。他痛心疾首的不是东西没了，而是整个系统对“公共之物”那种根深蒂固的漠视与僭越。东西到了“公家”，仿佛就成了无主之地，外行随意处置是浪费，内行近水楼台便成了私藏。公共信托的责任，在私人利益或懒政怠政面前，脆弱得像张纸。 南京博物院的事件表明，这个“病灶”并未根除。它从皇宫大内，转移到了现代博物馆的库房。变化的只是场景和物品，不变的是那种对公共珍宝的轻慢态度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惯性。当管理者的权力无法被有效监督，当专业判断变成黑箱操作，当处置程序缺乏透明，“偷完”的戏码就会换上新的道具，一再上演。 我们震惊之余，更该看清鲁迅那“刻薄”背后的东西。那不是尖酸，是炽热的悲愤；不是置身事外的嘲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锥心之痛。他深爱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才对糟践、偷窃这些文化命脉的行为，报以最激烈的抨击。他的“一针见血”，是为了刺痛麻木，唤醒责任。 今天，我们重读鲁迅，不再觉得枯燥，因为我们终于在生活中看到了他笔下的“标本”。南京博物院这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现代化管理制度建设上，依然任重道远。它拷问我们：如何用阳光下的、刚性的制度，去锁住“内行”的专业权力，去捍卫“公共”二字的绝对神圣？ 这不仅仅需要完善登记、鉴定、处置的每一个环节，更需要确立一种高于一切的文化伦理：公共文化资产，不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与神秘化，它的每一份移动，都必须在阳光下留下清晰的痕迹。 鲁迅的预言像一声警钟，穿越百年，在今日依旧长鸣。它提醒我们，守护民族的记忆与瑰宝，不能仅仅依赖个人的道德与专业操守，必须依靠牢不可破的制度铁笼和全民监督的灼灼目光。唯有如此，才能让“外行不糟，内行不偷”，让每一份公共的托付，都能抵达安全的未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