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盯着账本发愁——平型关大捷缴获的物资只够吃三个月，而日军正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国民党又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怎么养活越来越多的部队？这个问题比打仗还让人头疼。 1937年秋天的黄土高原上，刚刚摘下红五星、因为统一战线不得不换上国民党军帽的八路军115师，内心正经历着煎熬，左权副参谋长那句“把红五星装在心坎里”的劝慰犹在耳畔，现实的冷硬却已经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说是“正规军”，可战士们连最起码的雨具都没有。 18岁的司号员梁斌在行军的队伍里，他亲眼看到灰布单军装被浇透的战友们冻得发抖，为了不被洪水卷走，连长曾贤生吼着让大家胳膊挽着胳膊，把枪支挂在脖子上，几十个血肉之躯连成了一堵墙，硬是踩着泥沙乱石蹚过了激流。 在太行山的深处，你会看到一种令人咋舌的军工生产线，没有钢铁，就把日军炸断的废弃铁轨搬回来回炉，在那简陋的土炉子里敲打成一支支步枪；没有精密的校准仪器，工人们就用最原始的麻绳来测量，这种近乎“蛮干”的土办法，竟然在1944年造出了上万支步枪。 这种苦行僧般的自力更生，并不是为了作秀，因为在陕北最寒冷的冬天，师长贺龙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成了一张最有说服力的“通行证”。 这也是为什么在山东莒南，种了一辈子地的佃农王德春，会在某个中秋节第一次捧着纯粮窝头流泪，因为这支部队来了，他家的地租从五斗降到了两斗。 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土豪”，聪明的政策甚至让开明地主刘少白也心甘情愿捐出300石粮食——因为这里的规矩很公道：富人多交，穷人少交，而且每一笔账都摊在阳光下。 1937年9月25日，早已在冰冷泥地里趴了整整一夜的115师战士们，看着狭窄乔沟里拥堵成一团的日军汽车，论装备，这简直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战后统计的数据触目惊心：日军除了飞机大炮，光手枪就有近一万支，是八路军的三倍多；轻机枪的数量更是这一方的一倍有余。 但这一仗打赢了，没有子弹了就上大刀，686团副团长杨勇负伤了依然在喊杀，最惨烈的肉搏战发生在2营5连，就是那个带着战士挽手过河的连长曾贤生，在大刀队砍翻十几个敌人后，最终被包围，他没有退，而是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当战友打扫战场时，在他的口袋里不仅发现了一张誓死杀敌的血书，还包裹着那份没来得及上交的党费，这种决绝，哪怕在战后几十年，依然灼烧着幸存者的心。 上世纪90年代，一封来自东里村村民的信，打破了梁斌晚年的宁静，因为当年的战事太急、牺牲太重，很多平型关战役的烈士只是被匆匆掩埋。 早已离休的梁斌骑着自行车冲到现场，看着那些散落的白骨，老泪纵横，那是和他一起在雨夜里手挽手的兄弟，为了给这500多位烈士哪怕立一块碑、修一座像样的陵园，这位老人背着干粮，像当年行军一样，一年跑了13500多公里，甚至忍受着旁人“图个啥”的冷言冷语。 直到1998年，那座24.8米高的纪念碑在临汾烈士陵园立起，他心里的那场仗，才算真的打完了。 这漫长的岁月里，那顶曾经让人纠结的帽子早已不再重要，2015年的天安门城楼上，已近期颐之年的梁斌再次穿上了旧军装。 这一天，从他眼前经过的不再是当年简陋的独轮车，也不是那寒酸的回炉铁轨造的枪，而是“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和先进的主战坦克、飞机。 信源：中央档案馆《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