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5年，农民杨大发和妻子吵架，争吵中，妻子突然大喊：“你再说，我把你的黑历史捅出来！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不信你不怕！” 在青居乡，杨大发是个“怪人”，他是1951年带着老婆逃荒来的，说是被溃兵抢光了家产，为了在此扎根，他表现得简直无可挑剔：修路架桥，百十斤的大石条他抢着背；开大会搞互助组，他带头响应，1953年还当选了生产组长，在乡亲们眼里，这是个典型的“积极分子”。 但私底下，那层伪装总是包不住这两人身上的“奇特”，最开始到村里时，两人都不像难民，男人虽然一身土，但行李里曾翻出过一件质地考究的黄呢子大衣，手上还戴着手表，女人田德俊更是扎眼，旗袍裹身，那一头城里阔太太才有的卷发，跟周围灰扑扑的农妇格格不入。 虽然没过多久，金表不见了，卷发被剪成了土气的“饼饼头”，旗袍也换成了粗布褂子，但生活细节里的违和感怎么也抹不掉。 杨大发号称自己是文盲，可村干部在读文件时，他偶尔插嘴引用的词透着一股旧衙门里的官腔；说是广安老乡，那口音里却夹杂着明显的浙江调子；最离谱的是吃面条，这四川山沟沟里的汉子，竟然往碗里放白糖——这根本不是本地人的吃法。 日子过得越久，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定律就越灵验，曾经也是“官太太”的田德俊受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怨气越积越重。 每次吵架，她就忍不住怀念重庆的享乐时光，数落丈夫无能，而杨大发一旦急眼，那股狠劲儿就会不受控制地往外冒，有次被人刁难急了，他脱口就是一句：“要在以前，老子早就要了你的命！” 那场惊动四邻的争吵之后，线索很快汇到了公安局的案头，侦查员没有急着抓人，而是先玩了一手“釜底抽薪”。 一封公函发往广安县核查身份，回信只有四个字：查无此人。 紧接着，侦查员找到了曾在田家做过长工的雷开云，雷老汉眯着眼回忆了半天，肯定地点头：“田德俊后来跟的那个男人，叫杨进兴，是个厉害角色，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干过大事。” 目标锁定了，但还要最后确认，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追残敌小组，想出一招“引蛇出洞”。 乡里通知说要表彰互助组的先进典型，大家都要照相片，杨大发一听要照相，本能地推脱，但在众目睽睽的荣誉面前，他不敢表现得太反常，只能硬着头皮站到了镜头前。 这张神情局促的照片随后被送到了几百公里外的重庆战犯管理所。 看着照片上那张虽然苍老了些、但依然透着阴鸷的脸，刚从白公馆死里逃生的罗广斌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不是什么杨大发，他是杨进兴——白公馆看守所的看守长，国民党军统最残忍的“第一刽子手”。 1955年6月，抓捕网悄无声息地张开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村干部通知杨大发，说区公所有任务，让他去送几个板凳，顺便结一下贷款的条子。 对于总是表现积极的杨大发来说，这没什么不正常的，6月17日，他挑着两摞板凳进了区公所。 一位“上级干部”满脸堆笑地迎出来，又是递烟又是寒暄，把他引进了办公室，就在杨大发放下担子，准备坐下来喘口气的瞬间，站在身后的人突然发难，一脚踢飞了他屁股下的凳子。 没等他反应过来，四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死死将他按在地板上。 手铐咔嚓一声锁住手腕时，一名侦查员凑到他耳边，冷不丁问了一句：“杨进兴，黄显声将军的那块‘游泳表’，还在不在？” “卖了！早就卖了！” 杨大发本能地吼出这一嗓子，话一出口，他那张脸瞬间煞白，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去，他知道，这下彻底完了，连抵赖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块金表确实是他杀人的战利品。 随着审讯室灯光的亮起，一段段血腥的记忆被重新翻开，1949年9月6日，在戴公祠那间所谓的“会客室”里，杨虎城将军刚一进门，杨进兴的匕首就从背后捅进了将军的腰眼。 将军痛苦倒地时，儿子杨拯中刚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转过身，就被杨进兴带着人用毛巾捂嘴，一刀刺穿，那一年，杨拯中才19岁。 甚至连几岁的孩子他都没放过。 到了11月27日那场疯狂的大屠杀里，他更是杀红了眼，抗日名将黄显声将军走到步云桥时，听到身后枪响，转身骂了一句“混账东西”便倒在血泊中，杨进兴冲上去补了几枪，抢走了那块游泳金表,小萝卜头宋振中当时才8岁，被这个恶魔按在地上，军刀直接插进了脊椎。 在那几天的疯狂杀戮里，经他手或指挥杀害的革命志士多达300余人，罗世文临刑前高呼的“共产党万岁”，并没有让他手里的屠刀有半分迟疑。 逃亡这六年，他把名字改了，把杀人如麻的手拿去握锄头，以为只要还要那张“贫农积极分子”的皮披得够久，就能洗掉手上的血腥，他甚至妄想通过当“劳模”来给自己攒一点活命的资本。 可惜，历史的债从来没有赊账的规矩，杨大发费尽心机营造的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终究敌不过他老婆那一嗓子。 参考杨进兴·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