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5年，作家陈布文发现相伴50年的丈夫移情别恋自己的干女儿后，以绝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在她去世一年后，丈夫就结婚了。 1920年代，陈布文并不是后来那个只能躲在丈夫光环背后的家庭妇女，那时的她，是晚清秀才十分器重的女儿，13岁就能凭《假如我有了爱人》拿下一等奖的文学神童。 为了抵抗包办婚姻，16岁的她不仅敢离家出走，还能凭本事在南京的《扶轮日报》当编辑，因文笔犀利、心系民生，当时的文化圈甚至送了她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小鲁迅”。 她和张仃的结合，本该是势均力敌的。 在南京狭窄的出租屋里，年轻的陈布文为了帮籍籍无名的丈夫谋求施展才华的机会，不惜动用自己的人脉，给张仃求来一个教员的职位。 那时候，张仃还是个因为流亡而潦倒的画家，而陈布文已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骨干、周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谁能想到，那个曾经即使面对包办婚姻也敢摔门而去的烈女子，在进入婚姻后，却信奉起了一条悲剧性的原则：“一个家庭里，夫妻两人必须要有一个做出牺牲。” 于是，她成了那个牺牲品。 为了让丈夫安心搞设计、画焦墨山水，为了照顾一大帮孩子，她甚至从国务院含金量极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并非没有才华，也并非不懂艺术，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她把自己从“陈布文”活成了“张仃的妻子”。 特别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张仃因画风问题挨批斗、精神几近崩溃，全靠陈布文每夜在他床头读雨果、读鲁迅，硬是用文学的力量把丈夫从绝望边缘拉了回来，甚至当儿子张郎郎面临死刑判决时，也是她从容周旋，向周总理求助才保住骨肉一命。 她以为这些过命的交情和无数个日夜的扶持，足以让两人的婚姻足够坚固。 可现实给了她最冷的一记耳光，正是那段举家在香山老屋修养的日子，当她在前方为一家人的生存殚精竭虑时，后方却起了火。 灰娃，那个当年在延安只有12岁、怯生生喊他们干爹干妈的小女孩，因为中年丧夫、生活困苦，频繁地上门向“干爹”诉苦，同情与倾诉，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悄然发酵成了别的味道。 面对陈布文的质问，张仃没有愧疚，反而理直气壮，或许在他这位大艺术家眼中，枯燥的家庭责任远不如艺术激情来得重要，而陈布文一生的付出，无论是早年的铺路，还是动乱年代的精神支柱，在“新鲜感”面前似乎都变得一文不值。 这种否定是毁灭性的。 对于陈布文而言，这不仅仅是情变，更是对自己半生价值观的彻底粉碎，她那个关于“纯粹恋爱”的梦想，那个17岁时为了躲避世俗而奔赴南京的初衷，最终竟然在自己亲手挑选的婚姻里变成了笑话，她不仅失去了爱人，还遭遇了双重的背叛——一个是相伴50年的丈夫，一个是曾视为亲生女儿的后辈。 于是，她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既不哭闹，也不妥协，只是静静地关上心门，甚至拒绝进食，以此来捍卫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 “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是她留给自己最后的证明，她用死亡这种惨烈的代价，也没能换来哪怕一刻的迟疑——她的尸骨未寒，那边的婚宴便已张罗开来。 这段著名的三角公案，留给世人的除了唏嘘，更多的是对婚姻中女性角色的拷问，陈布文至死大概都没想通，为什么当年那个和她在《扶轮日报》畅谈理想、那个只有在她的诵读声中才能安然入睡的男人，会变得如此陌生？ 或许，从她决定为了家庭全面牺牲自我的那一刻起，这出悲剧的伏笔就已经埋下，她成全了一个艺术大师，却弄丢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鲁迅”，当才华被柴米油盐磨平，当并肩作战变成了单方面输血，所谓的恩情，终究没能敌过人性的自私与凉薄。 参考：澎湃新闻陈布文最后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