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1年，日军用毒气攻下高安城，51师师长王耀武看着满地的国军尸体悲痛欲绝，这时上级命令51师撤退的时候，王耀武坚决不从，他誓死要为死去的51师弟兄们报仇。 当时，日军动用了毒气弹这种丧心病狂的化学武器，直接导致前线国军成片倒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旦阵地遭遇毒气覆盖，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防线的崩塌和单方面的屠杀。 51师作为主力，在接触战初期就遭遇了极大的重创，满目皆是因毒气中毒而青紫僵硬的士兵遗体，面对如此惨状，身在后方的上级指挥部下达了一道在战术上看似“理智”的命令：鉴于51师伤亡惨重且遭遇生化武器攻击，即刻撤出战斗，由58师接防。 这本是保全有生力量的常规操作，但在这个农家子弟出身的黄埔军官听来却无比刺耳，看着遍地死去的兄弟，王耀武骨子里的那股狠劲被彻底激怒了。 他违抗了撤退命令，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撤下去，死去的弟兄就白死了，活着的士气也散了，他发誓，只要51师还有一个活人，上高的防线就必须姓“蒋”而不姓“日”。 为了扭转战局，王耀武在预备队和剩余的兵力中，亲自挑选出了六百名眼神最坚毅的精锐，组成了一支不需要退路的敢死队。 战前动员没有长篇大论，面前摆着的是一碗碗烈酒和一摞摞白花花的银元——每人五十块大洋，对于当时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来说，这是一笔可以养活全家很久的巨款。 王耀武端起酒碗，声音嘶哑却穿透力极强，直言这不仅是保家卫国，更是为了给死在毒气下的兄弟报仇。 这六百名汉子做出了同样的举动：他们仰头饮尽了碗中的烈酒，却一把推开了那五十块大洋的赏金。“命都可以不要，要钱何用？”这种视死如归的决绝，在那一刻凝聚成了杀气。 随后的战斗惨烈程度超出了人类神经的承受极限，在鸡公岭和白茅山一线，日军凭死守顽抗，双方为了每一个山头、每一寸阵地反复拉锯。 尤其是对白茅山的争夺，为了拔掉日军的防御工事，这支队伍在王耀武的指挥下，竟然不顾疲劳发起了七次冲锋。 而在最后的一场夜袭高安城的战斗中，战术配合变成了最原始的意志比拼，借着夜色的掩护，敢死队如同一把尖刀插向日军的心脏大本营。 那里没有太多花哨的战术迂回，只有枪林弹雨中的硬碰硬，甚至在子弹打光后的白刃肉搏，整整一夜，喊杀声和惨叫声在赣西的山谷中回荡。 这一夜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也是辉煌的，当第二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硝烟照射在高安城的残垣断壁上时，人们看到的是触目惊心的画面：城内城外，日军的尸体堆叠狼藉，而那一夜冲进去的六百勇士，仅剩下二十八人满身是血地走了出来，站在尸山血海中大口喘息。 这场被后世史学家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并不只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其实打实的战果足以让嚣张的日军胆寒。 那个春天，日军在赣西留下了巨大的代价，根据战后统计的各种缴获物资和尸体清点，日军在此战中死伤高达24000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意味着整建制的日军被彻底打残。 除了这些冷冰冰的伤亡数字，战场上遗弃的装备更直观地展示了日军的溃败，国军光是缴获的战马就有54匹，而在战场上被迫丢弃或被打死的军马尸体就高达1000具，总计损失军马4000匹，步骑枪支被缴获两千多支，轻重机枪、大炮、掷弹筒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连当时日军引以为傲的空中力量也未能幸免，一架重型轰炸机被击落，三架被击伤，十艘汽艇被击沉，还有那令人痛恨的毒气罐，也有540个成了国军的战利品，再也无法去伤害中国士兵。 从1941年初春的那场血战，王耀武之所以能以贫寒农家子的身份跻身名将之列，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黄埔学到的指挥艺术，更因为他懂得中国士兵的情义。 在那场毒气弥漫的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作为指挥官的安全后撤，而是选择与士兵们的仇恨共振。 那600碗被摔碎的酒碗，那28个幸存的背影，以及在那片土地上倒下的上万名中日军人，共同构成了上高会战最真实的证明。 日军被迫龟缩回南昌，嚣张气焰被彻底打压，而中国军队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难得的战略主动权，这一仗打出了国威，更打断了敌人的脊梁。 信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王耀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