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为证明身份只身来到北京，在检察院门口主动去“碰瓷”检察长，唱完一首军歌后，向检察长庄严敬礼：“请求归队！” 1979年深秋的北京，检察院门口的梧桐叶落了满地。 60岁的肖成佳裹紧打补丁的棉袄，盯着那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 他深吸一口气，突然冲了过去，不是拦车，而是站在车旁，用尽全身力气唱了起来。 歌声嘶哑却有力，像秋风里倔强的野草。 来北京前，肖成佳把家里唯一的老黄牛卖了。 儿子劝他“爹，都四十年了，别折腾了”，他没吭声，只把那本泛黄的《红军识字课本》塞进怀里。 课本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夹着半块刻着五角星的铜烟嘴，那是1936年和部队失联时，老班长塞给他的。 那课本里夹着的，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12岁那年，江西乡下的私塾先生没了，肖成佳背着空书包站在村口哭。 红军路过时，征兵的同志拍他肩膀“小鬼，会写字不？”他点头，当场写了“红军万岁”四个歪扭的字。 就因为这，他成了红五军团的“小秀才”，白天教战士认字，晚上跟着摸爬滚打。 1936年的张掖城隍庙，马家军的鞭子抽得人骨头响。 肖成佳被吊在旗杆上，肋骨断了三根，却死死咬着牙。 同队的王富贵喊“他就是个烧火的娃！”这才保住一命。 父母卖了祖宅赎他回家，可部队早就没影了。 从那天起，他成了村里人口中的“逃兵”，老婆受不了流言改嫁，只剩他和儿子相依为命。 新中国成立那天，肖成佳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哭了一整夜。 他跑县城申请认定身份，人家要部队番号、证明人，他啥都拿不出。 每年徒步两百多里去申诉，鞋底磨穿了好几双，得到的回复总是“没有档案，不能认定”。 1966年，他被拉去批斗，胸口的旧伤又裂开了，我觉得那句“翻历史旧账”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毕竟他只是想找回自己的名字。 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肖成佳唱的是《杜娘歌》。 “秋风起，秋风凉，我为红军缝衣裳”，这是1934年他教战士们唱的歌。 车里的人愣住了，推开车门走出来。 当看清那人左额的月牙形伤疤时，黄火青检察长突然喊道“小秀才？”肖成佳“啪”地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首长，红五军团战士肖成佳，请求归队！” 三个月后，红色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寄到了村里。 肖成佳摩挲着烫金的字，突然哭了，不是委屈，是因为证明信里写着“查1934年红五军团识字班教员肖成佳同志，因战负伤与组织失联，现恢复军籍”。 那天，他把证明书和那本识字课本一起供在了桌上，对着老班长的照片说“班长，我归队了”。 如今肖成佳的识字课本被放在县博物馆的展柜里，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当年战士们歪扭的批注：“小肖教员教的字，打仗都记得牢”。 像他这样的老兵，全国还有很多，他们要的从来不是抚恤金，只是一句“你没有被忘记”。 那声迟到四十年的“归队”，终究让历史记住了那些沉默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