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特务落网后，面对审讯时，说：“我的同伙？说出来吓死你们，他叫王长江，是华北军区参谋长，还不快放了我！” 王长江与张树桥，两人的名字被重新连在一起，是从石家庄炼油厂的一次抓捕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张树桥以普通工人身份混进炼油厂，暗中窃取情报、蓄意破坏设备，引发数起事故，甚至造成伤亡。这一连串反常很快引起公安机关警觉，他随即被捕，押上审讯桌。 审讯人员让他供出同伙，他心里盘算着“找人垫背”，便搬出一个分量极重的名字：“王长江，华北军区参谋长。” 说完还借此威胁，对审讯人员冷笑，说等王长江“出面”，他们准吃不了兜着走。记录员没有搭理他的威胁，只是如实记下，迅速送往专案组。卷宗一路送到总政保卫部门，相关领导连夜开会讨论。 王长江是老八路，在枪林弹雨中打到北平解放，曾率两千多人自晋绥军脱离旧军队投奔八路军，又在开国大典担任阅兵副总指挥，是共和国最早一批红色高级军官。多数人直觉不信他会是特务，但纪律程序摆在那里，这份怀疑必须查清。很快，王长江被暂停职务，进入组织审查。 专案组一边梳理张树桥的潜伏轨迹，一边追溯王长江的履历和人际关系，很快找到两人早年的交集。那是抗战初期的晋绥军营房里，他们同为营职军官，面对日军压力，王长江对上级抗战不力极为不满，决心带队起义投向八路军。 他筹划集体行动时，曾诚恳劝说张树桥同行，后者却以母亲年迈、家中无人照应为由婉拒。两人自此一别十余年，一个走进了人民军队的队伍，一个则被国民党吸纳成了特务。 1949年前后，国民党在溃败边缘布置大批潜伏力量，张树桥被指派潜入工矿企业。他装作无业游民，打听到老战友已经贵为华北军区参谋长，便上门“诉苦”，说自己家破人亡、流落街头，什么工作都行，只要有口饭吃。 王长江念旧，又想到当年一起扛枪的情分，没有细查来历，更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报告，就出于私心帮了一把，将他安排进待遇和保密程度都很高的炼油厂。 此后炼油厂接连发生爆炸和泄密嫌疑，公安顺藤摸瓜，最终将矛头指向张树桥，把他从岗位上带走。在审讯室里，他为了自保，把“华北军区参谋长”抬了出来，心里盘算着只要把王长江拖下水，对方就会设法营救自己，他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消息送到部队，王长江一时间百思不得其解，一边坦然接受停职审查，一边提出要与张树桥当面对质。组织考虑到案情敏感，同意他们在多人在场监督下见面。 那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压着火气问：“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同伙，你安的什么心。”张树桥原本仗着“靠山”口出狂言，此刻却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随后长久沉默。 随着调查深入，真相渐渐清晰。张树桥确实执行潜伏任务，在炼油厂搞破坏、窃情报属实，供出的潜伏名单也与公安掌握的线索相互印证。 至于王长江，与其说是同谋，不如说是被利用的“识人不明者”。他当年在晋绥军起义，率两千多人投奔八路军，与吕正操一样，是带队参加革命的早期骨干，在任何关键节点都没有背离过党和人民，这一点大量材料可以证明。 组织给出的结论是清晰的。一方面，必须还王长江一个清白，他不是敌特，也没有参与任何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在关键岗位上凭私人感情安排来历不明之人，致使敌特打入重要企业，造成损失，这在组织上属于严重失职。 1952年，他被撤下华北军区参谋长的位置，降职使用。1955年授衔时，他只被评为大校，而与他经历相似、没有犯下用人错误的吕正操，则被授予上将军衔。军衔背后的落差，既是一场冤情澄清后的余波，也是对失职者必须承担的代价。 张树桥最终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又交代了一批潜伏特务，多少弥补了一点损失。王长江没有为自己多做辩解，只承认“犯了错误，应该接受处理”，但也坚定地说自己“从未背叛，也绝不会背叛”。 这桩案件，既是一名老战友被别有用心者拖下水的悲凉插曲，也是新中国制度如何在感情与纪律之间划线的生动注脚。对敌特绝不手软，对功臣也绝不“护短”，既讲情理，更讲规矩，一念恻隐没有抹去一个老兵的忠诚，却给他的军旅生涯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