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沈阳大帅府，军需处长读着事先写好的条子给大帅听：“因制做棉衣，需支取大洋40万元整。” 张作霖提起毛笔，蘸上朱砂在条子上一按，算是照准。 没人注意到，旁边侍立的副官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这张条子，三天前他刚偷偷仿过一张。 张作霖这辈子没正经读过书，私塾念了三个月就跟着马帮跑了江湖。 后来成了“东北王”，批公文照样是画圈画点，旁人看着像顽童涂鸦，他却得意得很：“认字有啥用？我这圈点，比笔墨官司管用。” 他用的毛笔也特别，笔杆里藏着根细钢丝，笔尖划过纸页，会留下肉眼难辨的小坑，这是他防着底下人捣鬼的招。 副官敢动歪心思，也是瞅准了时机。 那年头东北军扩编，前线冻得直跺脚，棉衣款催得紧。 他觉得大帅画押不过是随手一按，自己照着描个圈还不容易？可他忘了，大帅府的老秘书跟了张作霖八年，每天捧着公文琢磨，早把那朱砂圈的轻重、笔锋的走向刻在了心里。 那天秘书核对账单，手指在条子上轻轻摩挲。 往常大帅画押的地方，总有几个针尖大的凹痕，顺着光线看像星星似的。 可这张条子摸上去光溜溜的，朱砂底下平平整整。 秘书没声张，只把条子往大帅桌上一放：“您再瞧瞧，这笔款子数目不小。” 张作霖眯着眼瞅了半天，突然把笔往桌上一拍：“这圈是描的！” 副官被捆到堂前时，脸都白了。 张作霖没让人动刑，就问了句：“我待你不薄，为啥要坑我？”副官哆嗦着说以为画押好仿，没料到秘书连笔痕都摸得出来。 最后人被拉下去，大帅盯着桌上那支朱砂笔，对秘书说：“往后条子，你先过手。” 这事儿过后，奉军军需处老实了不少。 可这种法子也有毛病，全靠人盯人。 1928年皇姑屯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揣着没批完的公文走了，张学良接手后，直接把画押改成了印章，他识字，用不着老爹那套草莽办法。 如今再看那支朱砂笔，笔杆上的包浆磨得发亮。 秘书当年摸过的条子早成了灰，可那种用土办法补制度漏洞的机灵劲儿，倒像个有意思的注脚。 毕竟在规矩还没完全立起来的年月，能把手里的家伙什用出花儿来，也是一种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