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天，上海的北风刮得紧，徐志摩对着镜子扯了扯裤脚，破洞已经遮不住了。 他摸遍所有口袋，连买条新裤子的钱都凑不齐，而妻子陆小曼的梳妆台上，刚到的法国香水还没开封。 这场面，比窗外的寒冬更让人心凉。 1924年，北洋军阀高官王赓忙得脚不沾地，把妻子陆小曼托付给好友徐志摩照顾。 谁也没想到，这次托付成了禁忌之恋的开端。 陆小曼嫌王赓像块冰，徐志摩的诗却能让她笑出声，“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这句，后来写进了《爱眉小札》。 两年后他们在北平北海公园结婚，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当着50位宾客的面骂他们“用情不专”，这话像根刺，扎进了这段婚姻的开头。 婚后的日子，浪漫很快被账单撕碎。 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月薪500大洋，搁现在相当于两三万，可陆小曼每月花销能超800。 洋房租金要150，佣人工资80，每周请梅兰芳他们来沙龙，光香槟雪茄就得300，还有那笔雷打不动的鸦片钱，200大洋，够普通人家过半年。 看着徐志摩日记里“煤钱都要借”的记录，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物质问题，而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 1929年陆小曼流产后落下病根，开始吸鸦片止痛，后来上了瘾。 徐志摩劝过无数次，她只说“不吸睡不着”。 信任也跟着烟圈散了，他去北平教书，同时在北大、清华、燕京上课，每周坐36小时火车往返京沪，课余写稿翻译，想多挣点钱。 可分居的日子里，他和林徽因通信聊诗，她和戏子翁瑞午同游杭州，那些曾经让她笑出声的诗句，渐渐成了争吵时的冷兵器。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赶去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坐了“济南号”邮政飞机。 那天大雾，飞机撞在开山，他随身带着没写完的信，里面还惦记着“下月薪水到了先还章士钊的钱”。 35岁的生命，就这么停在了山东的荒野里，口袋里只有半张揉皱的账单。 后来陆小曼被骂“害死丈夫的凶手”，躲在上海的洋房里，鸦片抽得更凶了。 直到1933年，她看着徐志摩遗物里的《眉轩琐语》，突然把烟枪摔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整理他的诗稿，1936年出版《志摩日记》，晚年靠画画度日，画室墙上挂着他们当年的结婚照，相框边缘已经磨出了毛边。 每周往返京沪的36小时火车，没能让徐志摩填满那个永远缺钱的家；《志摩日记》的手稿上，陆小曼改了又改的批注，倒成了她后半生的赎罪券。 这场始于浪漫的爱情，最终教会我们的，或许是理想落地时，总得学着和现实好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