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这话听着挺提气，但真这么回事吗？有些人一听“包拯

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这话听着挺提气，但真这么回事吗？有些人一听“包拯年薪相当于现在一千万”，立马就拍大腿：怪不得人家清廉，原来是工资高啊。   还有说宋朝的大官一个月的收入，折算下来够普通人干几十年，听着像天方夜谭，可真有人信，这种说法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高薪能养廉，可问题是，真就这么简单吗？   宋朝确实是中国古代里把官员工资搞得最细、最全、最高的一个朝代，这事不夸张，上到宰相，下到地方官，不光有固定工资，还有各种名目的补助，连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招待应酬全都替你考虑到了。   可以说，只要你当官了，基本生活不愁，甚至还挺滋润，但问题是，钱给得多，真能换来廉洁吗？     历史不是说说就能蒙混过关的，翻翻宋朝后期的记录，贪官照样不缺，别说小官，连一些站在朝堂顶端的人，都有人伸出了手，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你给了高薪，贪就没了，贪不贪这事儿，跟收入有关，但远远不止收入。   想想也简单，人心这东西，哪里是个数能填满的？你今天给他一袋米，他想要一车；你明天给他一车，他开始想要一仓库，人要是没有约束，靠自己良心，那良心常常是个不靠谱的东西。   历史上，那些真贪起来的人，哪个是因为吃不上饭？大多是手里有点权、眼里有点欲，心里没了界限。   宋朝的“高薪养廉”其实是有点理想主义的想法，皇帝是觉得，你们要是日子过得好了，就不至于去贪那点外快，这逻辑听着没错，可他忽略了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知足。   你让一个手里握着权力的人，还要自己克制，这就像你把一锅肉放在饿狼面前，还指望它靠自觉不吃，难。   更现实的困境是，宋朝这套制度，表面上光鲜，背后却有不少问题，比如，官员越来越多，职位也越来越复杂，各种补贴名头五花八门，搞得财政压力山大。   朝廷每年光是给这些官发钱，国库都得喘口气，更别说，随着官越来越多，有些岗位干脆就是安排进去混资历的，干事不多，领钱不少。   这时候我们就得问一句：这制度真的高效吗？你发这么多钱，是不是花得值？是不是能换来清明的政治、踏实的官员？从结果来看，答案并不乐观。   尤其是北宋后期，贪腐的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而是系统性的，有些人甚至拿着高薪，还要想方设法从其他渠道捞，有的搞田，有的搞商，有的借着“公事”名义中饱私囊。   这说明什么？说明高薪不是灵丹妙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手段，但绝不能当作唯一手段，要让人不贪，不光是给他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让他知道：贪了有代价，伸手就可能断腕，如果没有这一层震慑，你给多少工资，他都可能觉得不够。   宋朝的问题在于，它在“养”字上下了功夫，在“管”字上就有点松，早期的时候，惩治贪腐的手段还算硬，但一到中后期，处罚变得温柔了许多。   本来该重罚的，最后流放了事；本来该曝光的，最后悄悄调职，这等于给了某些人一个信号：贪了也没啥大不了的，最多换个地方待着。   这种风气一旦成了气候，想扭转就难了，更要命的是，一些本该以身作则的人，自己都没守住底线，你上面的人都在贪，下面的人自然也就不觉得这是错事了，长此以往，整个官场就容易滑进一个“拿好处不丢人，没捞到才吃亏”的怪圈里。   所以回头看宋朝的“高薪养廉”，它不是没道理，但它太单薄，它把“廉洁”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好像钱到位了，人就自然而然地好了，可现实不是这样运作的。   人性复杂，制度就得更周全，靠发工资养出廉洁，这是理想；靠制度管住贪欲，才是现实。   这放到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有些人一说反腐，就觉得多给公务员涨点工资就能解决问题，这想法听着简单，其实是没看清问题的本质。   工资是一个方面，但真正管用的，是有没有制度让人不敢乱来，有没有监督让人不敢侥幸，有没有惩罚让人知道后果严重。   宋朝那个年代，有条件搞高薪，也确实搞了，但它没能解决根本问题，你说是历史的局限也好，是制度设计不周也好，总之，它告诉我们一件事：钱不是万能的，钱管不了人心，反腐不能光靠“养”，更得靠“管”。   而且，宋朝的“高薪”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大官固然收入可观，但底层小吏、基层公务员呢？他们拿的那点俸禄，和上面的大员比，就是天壤之别，你要说他们能靠这点钱不贪，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而且，这种收入差距，也容易在体制内部造成不平衡，久而久之，也容易滋生不满和腐败的土壤。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宋朝的制度里，很多名目虽然听起来是“补贴”，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大，什么“职田”“公用钱”，听着像是合理的开支项目，实际上很多时候成了变相的灰色收入，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很容易就会被拿来做个人用途。   所以说到底，不是“高薪养廉”这个想法错了，而是它太依赖人性，不够信任制度，你靠良心来维持廉洁，那就是赌博；你靠制度来限制贪腐，那才是稳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