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刘家良告诉李连杰，“杰仔，明天凌晨三点拍日出，别迟到！”第二天，李连杰按时来到片场，可等了7、8个小时，刘家良才姗姗来迟。 1985年清晨的山里，风像刀子一样灌进衣领。李连杰穿着戏服，带着一群内地演员在片场等日出，因为前一晚刘家良特意交代，“三点拍日出，别迟到。” 他两点多就叫醒大家，生怕误了时辰。可天从黑等到亮，从冷灰色等到刺眼的阳光，片场始终不见导演身影。直到上午十点多，一行人姗姗来迟，刘家良脚上踩着人字拖，嘴里叼着牙签，一脸漫不经心。 “刘导，说好三点开机，我三点就来了，你怎么现在才到？”憋了一肚子寒意和委屈，李连杰还是上前问了一句。 刘家良连眼皮都没抬，只丢下一句“睡过头了，忘了”，接着抬头看了看天，又说日出的光线错过了，今天不拍了，转身就走。熬了一夜的内地演员又冷又饿，只能干等成了笑话，李连杰心里那口气，几乎要压不住。 在很多人眼里，这不过是一场“迟到”，可放到当时的语境里，就不那么简单了。前几年，《少林寺》《少林小子》连续爆红，李连杰从17岁新人变成家喻户晓的功夫小子，却仍然拿着几百块一个月的死工资；而同一个剧组里，演“死尸”的香港群演，一天就能拿五十。 等到他从侧面探听到香港演员一部戏就是几十万片酬，那种落差感几乎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当成廉价劳力。 《南北少林》是邵氏重头戏，台前演员多沿用“少林”系列原班人马，幕后却换成以刘家良为核心的“刘家班”。在“洪家班”“成家班”崛起之前，“刘家班”几乎统治了香港武行，刘家良又是黄飞鸿嫡传，南派洪拳一脉，向来自视甚高。 从他的角度看，这群来自内地的年轻人还没摸透香港片场的节奏，工作方式也不一样，难免带着几分不耐烦甚至不屑。 于是就有了那一夜的“日出戏”。在李连杰看来，这既是工作安排，又像一记下马威：你们可以被随便叫来，也可以被随便晾着。 吃住条件差，片酬差距大，他和同伴们都忍了；可被当众晾在山风里整整一宿，换来一句“睡过头”和“今天不拍了”，对于一个凭真功夫闯出来的二十二岁小伙子来说，是狠狠踩在尊严上的一脚。 他没有当场翻脸，一是顾全整体拍摄，二是知道自己还是个“外来人”。可那一刻，他真正看清了自己在这套工业体系里的位置：主演也好，武术冠军也好，只要拿的是死工资，就始终被握在别人手里。 等到后来他得知香港片酬水平，再想到自己拼命吊钢丝、真打真摔，一个月不如别人躺着一天赚得多，这股委屈就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导演的情绪，而是对整套规则的反感。 对刘家良来说，他习惯了以“大佬”的方式管理剧组，带着老一辈电影人的粗放和威权，认为自己才是现场的节奏掌控者。 合拍片天然存在两地待遇差别，他未必是始作俑者，却成了最直观的“出气口”。迟到七八个小时，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下意识的轻慢，也许连他自己都未必想清楚，但在对方心里，伤害已经成形。 这场风波并没有公开闹翻，却悄悄改变了李连杰的人生轨迹。《南北少林》之后，他再也没有和刘家良合作，决心离开固定薪水的体制，去香港单干，用市场来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 后来他接连拍出《黄飞鸿》等作品，片酬水涨船高，从被“按小时算账”的北方武术队员，变成可以和公司谈条件的动作巨星。那一夜在山风里等日出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对自己命运说“不”的底气。 回头看，这并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它映照出的是八十年代中港电影工业的缝隙：一边是资金充足、制度成熟却人情和派系复杂的香港，一边是刚起步、资源匮乏却肯拼肯吃苦的内地；一边是习惯高姿态发号施令的大班底，一边是不愿再被当成廉价替身的新一代演员。 李连杰和刘家良，只是这场碰撞中最醒目的两个名字。 等了七八个小时的那一夜，让李连杰明白了尊严和价码之间的关系；而从此再无合作的结果，也让那一场迟到变成时代里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在血汗和不公当中，他选择用离开、用成绩来回应，这比当场争辩更有力。至于那句被反复提起的“睡过头”，也许早已被两个人都丢在身后，却被观众记成了一个功夫巨星觉醒前的关键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