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想带她走？没门！” 张伯驹面色未变，眼神一沉。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女人叫潘素，张伯驹在北平见她时，她正抚琴于厅堂之中，周围是满座权贵，却无人敢近她半步。 张伯驹出身项城世家，见过的才女不少，见过的风尘女子更多，但潘素不同，她有种骨子里的安静和倔强。张伯驹再三打听，才知潘素原名潘静淑，原是苏州人，母亲出身名门，自幼教她书画礼仪，母亲病故后被继母卖入风月场所。 张伯驹起初并未动心，只是频繁登门听曲，谈画。一次她当众言语低声，说自己虽身处烟花地，却未曾“接客”。张伯驹沉默，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不只是风月场中的才情女子，这是一个被命运围困的人。 他想把她带走。 赎身的钱并不难出，但麻烦出在一个地方军阀的干涉。张伯驹打探得知，早有人看中潘素，还与老鸨达成口头协议。 张伯驹明知风险仍要去救，他花钱打通看守，深夜潜入院中，将潘素悄悄带出。她一身青衣，不发一言，只有在踏出门槛时回头望了一眼。 张伯驹与潘素一路南下，先至天津，在租界里短住。张伯驹对她坦言，自己已有三房妻妾。潘素低头不语，随后淡声道：“你救了我，我只认你一个。” 张伯驹记下这句话。 他们同住后，张伯驹开始教潘素画山水、临碑帖。她极聪明，笔法沉稳，渐渐自成一格。张伯驹收藏有张旭《古诗四帖》、杜牧《张好好诗》等，皆视为命根，从不示人。 但潘素懂，他藏的不是纸墨，是文脉传承。 1940年，张伯驹花重金购得杜牧《张好好诗》卷，当时有人想将此文物转手卖往日本，张伯驹立即设法买下，事后说：“我买的不是一张纸，是大唐的气骨。” 潘素听完后，把那卷画重新装裱，用朱线缝好封套，又按朝代排序将他所有藏品重新归档。 此后十余年，张伯驹与潘素并肩作画、校书、藏卷。潘素逐渐被画坛认可，曾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徐悲鸿等人赞赏。 她从未张扬，只静静地在院子里磨墨、铺纸，写的多是竹、石、人物，却不画花，张伯驹问她，她只说：“开得太艳的东西，不耐。” 1956年，张伯驹将《游春图》等国宝无偿捐给国家。他说：“我本无功，但愿文物不出吾土。”潘素默默在旁，提着裱画的木盒，一言不发。 张伯驹晚年病重，躺在北京寓所的床上。潘素坐在床边，翻开他曾为她手写的诗稿，轻声读：“金石文章非我有，丹青独忆共相随。” 而那个曾在北平一角烟花地中跪着求他赎身的女人，最终成为张伯驹一生最懂他的人。两人并肩三十余年，不离不弃，既是夫妻，也是知己。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半点传奇神化，有的只是藏在日常琐事里的承诺与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