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

[微风]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作为行刑的指挥官，蒋鼎文此刻的心情极为复杂，他命人端上了准备好的酒食，这是一份基于旧日同袍情谊的最后体面，然而，陈仪拒绝了这份“送行礼”。   他并没有被死亡的恐惧压垮，反而展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面对端着酒菜的昔日战友，陈仪摆了摆手，那语气听不出一丝临死前的慌乱，只剩下最后的一点请求：“不必来这些虚的，你要是真念及旧情，就吩咐行刑的弟兄手脚麻利点，照着我的脑袋打。”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遗言，更像是对那个动荡时代最后的不屑。   如果说陈仪面对死亡的坦然令人动容，那么将他推向深渊的幕后推手——汤恩伯的出现，则将这场悲剧的张力拉到了极致。   就在刑场的肃杀氛围几近凝固之时，一辆军用吉普车的尖锐刹车声响了起来，车尘滚滚中，汤恩伯跌跌撞撞地冲入刑场，那个曾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将军，此刻眼中却满是绝望与慌张。   他无视了周围警戒的卫兵，直接冲到陈仪面前双膝跪地，这一跪，跪的不仅是当下的悔恨，更是几十年的恩情纠葛。   早在1921年，当汤恩伯还是个渴望赴日留学却家徒四壁的穷小子时，正是陈仪慷慨解囊，承担了他所有的留学费用，那时候的汤恩伯也曾感激涕零地长跪不起，口称“恩师”。   然而现实往往比戏剧更荒诞，1949年初，看清国民党政权腐朽本质的陈仪，试图为了百姓免遭战火，通过外甥丁名楠带信给手握京沪杭警备大权的汤恩伯，劝其起义，实现和平过渡。   但他没料到，这位他一手栽培、在军中平步青云的嫡系爱将，转手就将这封亲笔信成了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邀功的投名状，这封密报，直接导致了陈仪被免职、软禁，直至押解台湾受审。   此时跪在刑场的汤恩伯，声嘶力竭地喊着“仪哥”，乞求陈仪的原谅，声称自己也是真心希望能保住老师的性命，但这种迟来的崩溃在陈仪看来，或许只是一场多余的闹剧。   面对这个曾出庭指证自己“通敌叛国”、让他陷入必死之局的学生，陈仪甚至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愤怒，只是一脸平静与释然，淡淡地说了一句：“恩伯，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需再求情了。”   这是何等的讽刺，在军事法庭上，汤恩伯作为证人出庭时，陈仪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此刻在刑场上，面对痛哭流涕的背叛者，陈仪依然维持着那份高傲的尊严。   蒋鼎文站在一旁，看着这两位昔日有着深厚渊源的人在生死边缘的最后对峙，也只能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知道，汤恩伯此举虽然显得悲愤，但在蒋介石必须“杀一儆百”的政治铁腕下，陈仪的命运早已无法更改。   随着汤恩伯被带离，刑场再次恢复了死寂，太阳升至中天，阳光无遮无挡地洒下来，照亮了陈仪整理得一丝不苟的衣着和那双特意擦亮的皮鞋。 他拒绝了眼罩，也拒绝了下跪，坚持挺直腰杆站立，蒋鼎文深陷的眼窝中闪过一丝湿润，他抬起颤抖的手，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密集的枪声在空旷的马场町回荡，陈仪应声向后倒去，面朝苍穹，鲜血瞬间染红了他身上的衣物，他就这样躺在阳光下，仿佛只是在午后打了一个盹，结束了他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枪声虽然停歇，但这桩公案的余波却并未消散，陈仪死后，深陷良心谴责的汤恩伯在家中设灵祭奠，试图弥补内心的亏欠。 然而这一举动并没有换来同僚的谅解，反而招致了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公开嘲讽：“人是你告密害死的，现在哭给谁看？”甚至连蒋介石得知后，也亲自写信斥责他这种看似伪善的行为。   那个曾以为通过“大义灭亲”能换来政治坦途的汤恩伯，最终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他在军中逐渐被边缘化，地位一落千丈。 仅仅四年后，1954年，身患胃病的汤恩伯远赴日本就医，最终在东京凄凉离世，终年五十四岁，据传在他弥留之际，嘴里还在喃喃自语：“我对不起陈老师。”   陈仪用死亡完成了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践行，那句“顺天应人者昌”成了他留给后人的最后证明，而汤恩伯则在余生中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直至客死异乡。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毁灭，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但历史最终会对每个人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偏不倚，亦不留情。   信源：观察者网抗战史上的今天:12月6日 《陈仪举事及就义始末》 人民网西安事变中戴笠的“遗嘱”:捧出对蒋介石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