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说出这句话时，汤飞凡的手指正紧紧攥着一份前线战报，纸上“伤员因感染死亡率超七成”的字样被他的指腹磨得发毛。这位1897年生于湖南醴陵的科学家，留美归国后一直执掌中央防疫处，亲眼见过太多因缺医少药而逝去的生命。 抗战爆发后，防疫处迁到昆明郊区的破庙里，仪器被日军轰炸损毁大半，连培养细菌的恒温箱都得靠炭火勉强维持温度，可他从没放弃过研究。 李约瑟愣了愣，这位英国学者刚实地考察完中国西南的科研困境，深知这里连基本的实验耗材都稀缺。 “你要自己研制青霉素？”李约瑟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要知道当时西方实验室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尚且花了数年才实现量产，中国的条件简直是天方夜谭。汤飞凡点点头，眼底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西方能做的，我们未必不能，只是要多走些弯路。” 其实汤飞凡早有准备。他从留学时就专注微生物研究，对真菌培养有深厚积累，之前为了研制疫苗，曾在简陋条件下分离出多种致病菌。 得知青霉素的核心是青霉菌，他立刻发动团队四处寻找菌种——菜市场发霉的豆腐、农户墙角的烂橘子、医院废弃的敷料，只要带着青色霉斑，都被小心翼翼地收集回来。实验室里，研究员们趴在木板搭成的工作台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块霉斑，再用消毒后的接种针一点点刮取样本，接种到仅有的几支培养基里。 困难比预想的更棘手。没有培养罐，他们就用瓦罐代替，外面裹上棉花保温；没有无菌操作台，就用煮沸的蒸笼制造无菌环境；缺乏提纯设备，只能靠反复过滤、沉淀的土办法。 有次培养的青霉菌刚有起色，突然遭遇日军轰炸，实验室屋顶被掀掉一角，雨水灌进瓦罐，所有样本毁于一旦。汤飞凡看着泡在水里的培养基，心疼得红了眼，却只是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对众人说：“从头再来，我们有的是力气。” 团队里的年轻研究员小林记得，那段时间汤飞凡几乎住在实验室，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的眼镜片被炭火熏得发黄，手指因为长期接触化学试剂，皮肤干裂起皮，却始终亲自动手操作关键步骤。 有次提纯环节反复失败，小林忍不住抱怨：“西方都垄断技术了，我们这么拼值得吗？”汤飞凡停下手中的活，指着窗外不远处的伤兵医院：“你去看看那些断胳膊断腿的士兵，他们能等吗？老百姓能等吗？” 这句话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第二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前到了实验室。汤飞凡调整了培养方案，改用本地易得的红薯汁作为培养基，没想到青霉菌生长速度大幅提升。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从一块发霉的火腿上分离出高活性青霉菌菌株，又摸索出简易提纯工艺，生产出第一批粗制青霉素。 1943年，这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前线医院。一名腿部中弹感染的士兵，高烧不退、伤口流脓，医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注射了青霉素，三天后高烧退了，伤口开始愈合。 消息传开，前线部队纷纷来函求助，汤飞凡立刻扩大生产，把实验室改成临时车间，发动当地妇女参与分装，甚至自己掏腰包购买原料。到1944年，他们已经能每月生产数百支青霉素，不仅供应前线，还免费发放给附近百姓。 李约瑟再次来访时，看着忙碌的车间感慨万千：“你们用瓦罐和蒸笼，做出了西方用精密仪器才做到的事。”汤飞凡却只是淡淡一笑：“不是我们厉害，是老百姓和士兵的需求，逼着我们不能放弃。”他始终没提，为了研制青霉素，他把自己的积蓄全部垫了进去，甚至变卖了妻子的首饰，更没说自己曾在实验中被病菌感染，高烧昏迷了两天两夜。 后来有人问他，明知研究过程充满风险，为何还要坚持？汤飞凡回答：“科学家的使命，从来不是在实验室里独善其身，而是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正是这份担当，让他在绝境中创造了奇迹，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苦难中的国人撑起了一把生命保护伞。 汤飞凡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科研救国的传奇，更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国家危难、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向垄断低头，用智慧和坚守攻克难关。 这种自主创新、为国担当的精神，穿越时空依然熠熠生辉，提醒着我们：核心技术从来不能依赖他人，唯有自力更生，才能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