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医学泰斗陈菊梅躺在床上，打完麻药，平静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拔光我所有的牙齿、摘掉扁桃体、切掉阑尾！这不是医学实验，而是一位传染病专家对自己下的"狠手"。 当时她刚调任协和医院传染病科，科里的肝炎患者挤满了走廊，重型病例的死亡率让所有医生束手无策。 那个年代的诊室里，白大褂口袋总装着体温计和压舌板，却很少有像样的抗病毒药物。 陈菊梅见过太多患者从黄疸到肝昏迷的全过程，有时前一天还能说话的年轻人，第二天就没了生命体征。 作为科室带头人，她的扁桃体反复发炎，牙齿也时常肿痛，每次发作都得停工一周，这让她坐立难安。 手术室的无影灯亮得刺眼，她攥着术前准备单的手微微发白。 主刀医生第三次确认手术方案时，她指着同意书上的"自愿切除"字样说："这些器官留着是隐患，肝炎研究等不起。 "后来护士回忆，术后第15天，她躺在病床上修改《肝炎病毒变异研究初步报告》，输液管还没拔，笔记本上的字迹却比平时更工整。 早在抗美援朝战场当军医时，她就养成了"把帐篷当诊室"的习惯。 那时伤员多、药品少，她带着卫生员在雪地里搭手术台，冻僵的手指捏不住止血钳，就用嘴含暖了再继续。 这种拼命劲头延续到和平年代，她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桌上总摆着三样东西：泡着五味子的搪瓷杯、写满病例的硬壳本、没吃完的馒头。 1973年的春天，实验室飘着中药味。 陈菊梅带着团队筛选第137种草药时，发现五味子提取物能让实验小鼠的肝损伤明显减轻。 她熬了三个通宵整理数据，笔记本边缘都磨出了毛边。 后来这种成分做成的注射液，让很多垂危患者挺了过来。 有老患者记得，她总在查房时摸病人的额头，像母亲检查孩子发烧那样自然。 她的工资条在档案馆存着，1975年那页显示每月126元，其中30元定期汇给偏远地区的患者。 女儿说母亲很少买新衣服，却给科里订了十几种外文期刊。 直到96岁住院，她还让学生把最新的肝病指南念给她听，呼吸机的面罩上沾着淡淡的墨水印那是写医嘱时蹭上的。 现在协和医院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她当年批注的《传染病学》教材，书页间夹着干枯的五味子标本。 这些泛黄的纸页里，藏着一个医生最朴素的愿望：让每个肝炎患者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就像她常说的，医生的手既要拿手术刀，更要托住生命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