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得知李开峰投敌后，戴笠一怒之下直接放话：“谁铲除李开峰就赏他20万大洋，军统宁可砸锅卖铁，也必须除掉此人！”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军统上下炸开了锅。 要知道，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20万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足以让不少人铤而走险。 李开峰可不是一般人，他凭借着自己的钻营手段，一步步爬到了军统核心层，手里掌握着江浙地区潜伏人员的名单。 可谁也没想到，1942年5月在上海被捕后，短短48小时内他就全盘招供了。 据《军统上海区档案》记载，这直接导致37名军统特工被捕，3个情报站被毁，5部电台被缴，沪宁线军火运输情报渠道也因此中断。 这样的损失，对于军统来说是致命的，戴笠的愤怒可想而知。 日伪方面倒是对李开峰很是重用，让他担任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队”队长，专门对付军统上海站。 为了保护他，日伪也是下了血本。 给他配备了美国哈德逊牌防弹轿车，车身还加了3厘米厚的装甲钢板，12人的贴身卫队更是由日本宪兵队直接训练。 而且李开峰行踪诡秘，每天都变换居住地点，只有每周三下午3点会出现在极司菲尔路76号，还学着日本军官“昼伏夜出”，夜里才处理“清乡”文件。 就在军统上下为刺杀李开峰犯难时，一个叫刘全德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刘全德的履历可不简单，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被俘后加入军统，1941年又随陈恭澍投靠汪伪，成了李开峰的司机兼保镖。 军统上海区副区长王新衡一开始还警告说：“此人与76号往来密切，恐是陷阱。”但戴笠当时也是没办法了，最终还是决定冒险，密令先付5万定金，事成后以金条结算。 刘全德为了表忠心，还提供了陈恭澍的私人印章样本，军统技术科通过笔迹鉴定确认了他的可信度。 刺杀计划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刘全德和军统方面决定利用1943年春节这个时间点，因为那时候日军宪兵队会放假，安保相对松懈。 他们还参考了1939年刺唐绍仪案的节日松懈规律，选择在春节期间动手。 武器方面，准备了特制的勃朗宁M1903手枪，还加装了消音器，据说这是美国OSS提供的。 行动路线也提前规划好了，从愚园路到霞飞路设置了3处伏击点。 1943年2月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机会终于来了。 陈恭澍以“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嘉奖宴”的名义邀请李开峰，地点选在了法租界霞飞路的“老大昌”咖啡馆。 宴席上，陈恭澍一个劲儿地劝酒，三巡过后，李开峰的血液酒精浓度估计都达到180mg/100ml了。 接着，陈恭澍故意提议更换场地续饮，创造了单独乘车的机会。 当晚21时17分，轿车行驶到静安寺路时，刘全德借口“轮胎漏气”让车停了下来。 趁着李开峰晕乎乎没反应过来的瞬间，刘全德掏出枪，三发子弹分别命中李开峰的左胸、腹部和大腿。 之后，他迅速伪造了交通事故现场，制造出“酒鬼斗殴”的假象，然后按照预定路线经租界逃到了军统秘密交通站。 事后，戴笠兑现了承诺，奖给刘全德南京夫子庙旁的一座宅院。 而军统内部也借此开展了“忠诚度甄别运动”，处决了12名疑似动摇分子。 这个事件也成了研究抗战时期“以奸制奸”策略的典型案例，和英国SOE在法国的同类刺杀行动比起来，成功率算是相当高的。 这次刺杀行动，从戴笠20万大洋的悬赏，到刘全德周密的布局和果断的执行，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惊险。 它不仅展现了军统特工在情报战中的战术执行力，更让人看到了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结局。 李开峰的叛变让人唾弃，而刘全德的反正虽然带有一定的利益驱动，但终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