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国民党师长李铁民下令将一百多地下党杀害，少将韩君明劝他：“老铁，你还是留个后路，不要把事情做绝。” 1947年8月苏北盐城，除了城外解放军收紧包围圈带来的隆隆炮火声，还有这一年夏末特有的燥热，在这个闷热的节骨眼上，身为师长的李铁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漫长的煎熬，他把自己关在那间除了油灯再无光亮的指挥部里，手里那份被手汗浸得发皱的名单。 简直比手里握着的枪还要烫手，关于这份名单和李铁民当下的处境，得先从一个已经化作鬼魂的人说起，郝鹏举，如果不看清郝鹏举这个名字背后的逻辑，就读不懂李铁民为何在签字笔前抖得像个筛子。 李铁民是郝鹏举带出来的兵，骨子里浸透了老军阀那种“把队伍当私产、把打仗当生意”的生存哲学，这位老上级是民国政坛著名的“变色龙”在冯玉祥、蒋介石、汪伪政权之间跳来跳去，哪儿有奶就在哪儿喊娘。 甚至在1946年初，眼看大势已去的郝鹏举还带着李铁民投过新四军，改编成了“中华民族联军”若是故事到这就此打住，李铁民或许早已是个安稳的起义将领了，坏就坏在，这帮旧军阀把“主义”当成了随用随扔的招牌。 1947年初，觉得风向又要变的郝鹏举悍然反水，抓捕了一批干部去南京邀功，结果呢，报应来得太快，仅仅一个月后的白塔埠战役，郝鹏举不仅输光了老本，连自己也在押解途中因试图逃跑被击毙。 如今，在这个决定命运的8月，李铁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重演老上级的剧本：他和同僚毕书文为了争夺军权内耗不断，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人，而解放军的大军已经压到了眼皮子底下，现在的他不仅是一只困兽，更像是一个时刻准备着为上一段错误买单的“弃子”。 在这种极度压抑和绝望的心理下，李铁民产生了一种疯狂的破坏欲，南京方面的电报一封封发来，那些冰冷的文字要求他“严厉打击”而那份名单上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名字，全是城内的地下党和无辜人员。 在他脑海中那个幽暗的角落里，一种声音在咆哮：签了它，杀光这些人，这既是一种向南京方面表“忠心”的最后挣扎，也是一种想要拉人陪葬的病态宣泄，在他的想象中，或许只要签下这个字，那种对自己信仰崩塌的悔恨和对未来的恐惧就能得到暂时的麻痹。 那一夜，他几乎没合眼，盯着桌上跳动的火苗，心里的天平在疯狂地摇摆，如果按照一种最糟糕的剧本发展，一旦这笔尖落下，第二天清晨的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将是满地的鲜血，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当正义的审判降临时，李铁民注定要戴着手铐站在被告席上。 那时，面对法庭上愤怒的观众和检察官严厉的指控，他或许只能苍白地辩解“我只是在执行命令”然后在无尽的孤立与悔恨中，对着历史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双手永远洗不净的鲜血，那种作为战犯被万人唾弃的结局，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旋涡，在这个夜晚死死地盯着他。 就在这个把自己逼向悬崖边缘的关键时刻，指挥部紧闭的大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少将参谋韩君明，身后跟着副官杨念熙，这两位没有像往常那样拘泥于上下级的礼节，韩君明一眼就看见了桌上那份杀气腾腾的名单和李铁民那张惨白扭曲的脸。 作为被毕书文安插进来制衡局面的人物，韩君明早前其实已经通过民盟的关系在寻找另一条出路，此时此刻，他深知没必要再绕弯子了“老铁，”韩君明这一声称呼，把李铁民从那充满了血腥味的臆想中拉了回来。 他的语气沉得像块生铁，却字字诛心：“城都要破了，事不要做绝，给以后留条后路吧”这句话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李铁民那股子燥热的杀意，紧接着，副官杨念熙又在旁边补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蒋介石的人都跑光了，我们何苦给他们当陪葬”。 这两句话精准地击中了李铁民最脆弱的神经，那是关于郝鹏举惨死的记忆，老上级为什么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因为把事情做绝了，没有任何后路，如果今晚这一百多条人命真的背上了，等解放军破城的那一刻，他李铁民就不再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神仙也救不了他。 那个可能出现的审判场景、那个“战犯”的耻辱标签，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且令人胆寒，最终，人性中残存的良知和对生存的渴望战胜了那个疯狂的念头，李铁民僵硬的手指终于松开了，那支重若千斤的笔“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没能在那份名单上画出致命的一笔。 1947年的那个夏末秋初，盐城并没有流血成河，第二天清晨，当阳光照亮满目疮痍的城墙时，没有枪决的枪声，只有在城头缓缓升起的白旗，在这场良知与命令的博弈中，李铁民最终没有成为那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 他推开了那扇通往新生的门，把那个充满悔恨和血腥的“可能性”永远地关在了那个燥热的夜晚之外。 信息来源：红岩春秋——华东野战军抓捕郝鹏举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