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说道“

1993年，97岁的薛岳被推上法庭受审。法官发问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说道“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这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1993年的台北，一场并不起眼的民事诉讼，却因为被告席上那位老人的身份，引来了大批长枪短炮,闪光灯此起彼伏，法庭的过道都被挤得没处下脚，而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位九十七岁的耄耋老者。   他穿着一件熨烫平整却显旧的中山装，背虽有些驼，坐姿却依然挺拔，唯独那一头白发在昏暗的法庭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法官手中的木槌落下，敲在了一份关于公房退租的卷宗旁，起诉的理由听起来很世俗。   因为当局调整了老兵待遇，这位老人交不起由于政策变动而产生的房租，被指控“强占公产”面对必须限期搬离的逼问，老人一开始并没有说话，他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只是无意识地轻轻摩挲着袖口磨白的边缘。   在令人窒息的几分钟沉默后，他才缓缓抬起头，用一种带着金属刮擦声的沙哑嗓音，抛出了一句与房产毫无关系的陈述：“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这句话并不是为了逃避债务的诡辩，而是一笔没法用货币衡量的历史账单。   坐在被告席上的薛岳，那一刻或许根本没看见眼前的法官，他的眼神穿透了那间逼仄的审判庭，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湘北大地，当时这并不是什么没人管的欠租老人，而是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长沙之虎”。   如果要核算这“十万”数字背后的分量，还得翻开第九战区的作战地图，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薛岳没有什么像样的重武器，他唯一的资本就是对地形的利用和那一套自创的“天炉战法”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防御战，而是一个巨大的杀戮口袋。   他不仅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更像是一个在刀尖上跳舞的赌徒，把长沙盆地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熔炉，先是在新墙河、汨罗江一线层层阻击，像剥洋葱一样消耗日军的弹药和耐心。   等到敌人误以为得计长驱直入到了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时，原本后退的部队再从四面八方像铁钳一样合围，这套战法在实战中打得极其惨烈，尤其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在这一战区极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薛岳没有让世界失望，他的部队像钉子一样死死扎在阵地上，在傅家桥，第10军的一位名叫王超奎的营长，带着全营500名官兵硬顶日军几轮疯狂冲锋，最后全员壮烈牺牲，连那个34岁的营长也没能活着走下来。   正是靠着这种拿命换命的狠劲，薛岳指挥部队一口气吞掉了56944名日军，甚至连日军的大队长级军官都当场毙命十人，活捉一百三十九人，这一战打出了太平洋战争后盟军的首场决定性大捷，连远在英国的报纸都在头版盛赞。   三次长沙大捷加起来，死在他手里的日军超过十一万，他口中那句“杀了十万”，不但没有夸大，反而还抹去了零头，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曾经手握千军万马、从北伐战场上一路厮杀出来的名将，人生的下半场却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收场。   这要追溯到1949年，当薛岳受命防守海南岛时，早已是大势已去，不仅兵力悬殊，更是外无援兵，防线的崩溃是注定的结局，但退守台湾后，那位曾对他委以重任的最高统治者，却将失败的责任全扣在了他的头上。   曾经的陆军一级上将，最后只落得一个“战略顾问”的空头衔，实际兵权被剥得干干净净，在漫长的后半生里，薛岳似乎习惯了从巅峰跌落后的平淡，他像个隐士一样住在台北郊区的平房里，那所谓的“官邸”不过是简陋的民居。   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不是为了处理军务，而是打拳、写字，穿着旧军装过着清贫如水的日子，他在历史书中是抗日英雄，但在现实的行政表格里，他只是一个被取消了津贴、付不起租金的落魄房客。   那场官司，表面上是经济纠纷，骨子里却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遗忘，虽然史料对于他是否真的因为欠租而被正式起诉说法不一，但那个在法庭上的瞬间，确实将老兵晚年的窘迫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句“杀了十万日本人”在法庭上引起的震动，远比任何辩护词都有力，它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在场所有关于房产条款的理性探讨，法官没有当庭宣判，原告席上也变得鸦雀无声，那些本来带着猎奇心理的记者，此时也忘记了按快门，甚至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虽然这场风波后来不了了之，也没有人再真的去强逼这位百战功勋搬出那个安身之所，但这种难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五年后的1998年，这位硬骨头的老人终于还是败给了时间，在嘉义县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 信息来源：97岁抗战老兵不交房租遭羞辱，含泪怒吼曾歼灭十万日军—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