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后来的山东督军张怀芝到亲娘舅家去借年，娘舅瞧不起这个穷外甥，说他一身力气，不能养家糊口，没有用处，仅给他一斗黑豆，打发了他。按照旧社会的说法，黑豆是驱鬼辟邪之物，给他黑豆，意思是把张怀芝当做鬼一样驱赶走。 1861年，山东东阿皋上村，一个六口人挤在地窖里过日子的贫农家庭里，生下了张怀芝。冬天灶膛里常年见不着几回火，父亲却认定，“再穷也得让孩子念点书”，咬牙把他送进贡生杨克典的私塾。 这位老先生看他聪明肯学，又知道家里一贫如洗，索性免了束脩，让他白读了四年《三字经》《论语》，还反复叮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他记在心里。可连年灾荒，家中欠账如山，他终究还是不得不辍学回家。 19岁那年，他去黄河边挑泥，晒得皮开肉绽，挣来的工钱连全家温饱都顾不上。腊月二十八，家里揭不开锅，他硬着头皮去舅舅家“借年”，却换来一通冷嘲热讽和一斗黑豆。按老话说黑豆辟邪，这斗豆，分明是把他当“晦气鬼”赶出了门。 那一晚，他抱着黑豆回到地窖，心里像被火点着：与其在亲戚门口低三下四，不如背井离乡闯一闯，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再回头。 几年前，他曾跟着族人去天津，当上军营马夫。白天刷鞍喂马，挨骂挨打是常事，夜里却借着马灯翻看从旧书摊淘来的《步兵操典》。这副“马夫夜读”的身影，被巡营军官和上峰看在眼里。 1890年前后，他得到机会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从此算是半只脚踏进军官圈子。甲午战后，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他凭着扎实的炮兵功底被编入新建陆军炮队，从最底层军官一路熬上营、统制。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沦陷，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传说在居庸关一线遭俄军追击时，张怀芝指挥山炮开火，挡住了对方骑兵，为此获赐黄马褂，自此名列北洋悍将之中。 此后十余年，他几乎成了北洋军的“多面手”：当过北洋第五镇统制、天津总兵，辛亥后又先后担任安徽巡抚、甘肃提督、直隶和山西防务大臣、天津与保定镇守使。袁世凯称帝，封他一等男爵、太武将军；黎元洪上台，又任命他为山东督军兼省长，“济武将军”的名号传遍鲁地。 站上权力顶端之后，他脸孔也分成了两面。一面是铁血：在山东，他用强硬手段镇压讨袁军，把这支队伍改编成自己的两个旅；为筹军费，两次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共500万日元，以全省税收作抵押，把沉甸甸的债务压在老百姓身上。 1917年，日本在山东设民政署，省城士绅准备开公民大会抗议，他干脆派军警封锁会场，被骂作“替外人张目”的地方官。年底，他又在天津督军会议上带头拥曹锟，领第二路军南下湖南，施从滨部沿津浦路一路打到醴陵、攸县，却在湘军夜袭中大败，只能仓皇退往汉口。 另一面，他又保持着对读书的执念。发迹之后，他曾把当年免他学费的老师杨克典接到济南奉养；回到家乡，则自掏腰包在皋上村创办“张氏小学”，专门招收附近穷人家的孩子，免学费、置学田。全面抗战爆发后，乱世硝烟压到了村口，这个小学校却一直坚持上课。 第二次直奉大战，他站在直系一边，战败后挂印而去，回济南闲居。有人说他在东流水办过面粉厂，也有人记得，晚年的他最操心的仍是村里的那块学田。 1934年，病重的张怀芝客死天津。据说临终时，他只嘱咐子女一句：“能葬回东阿黄土，便是福分。” 从地窖中的穷孩子，到披黄马褂的北洋督军，再到在乡村办学的老人，一生沉浮，既有“黑豆逼出来”的不服气，也有“张氏小学”里那点迟到的良心。功过如何，后人自有公论，但他的故事至少说明：出身寒微的人，一旦握住权力，不一定都会想到当初那一斗黑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