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8日，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正要回家，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他意识到出事了，赶紧转身离开。 1948年4月18日，重庆的空气在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焦灼味，此时的山城，早已成为两党角力的修罗场，空气里似乎随时都能擦出火星子。 就在同一个四月，曾经并肩作战的任达哉没能扛过酷刑的碾压，为了活命，他把那个藏在脑海里的名单连同李维嘉的住址，一股脑全倒给了敌人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瞬间罩在了李维嘉家那条狭窄的小巷口。 特务们不仅荷枪实弹，更是把整条巷子围得如铁桶一般，水泄不通的阵仗吓得邻里街坊只能远远探头，没人敢在那时候靠近半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刚结束完一次秘密接头的李维嘉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 长期的地下工作让他练就了一种类似野兽般的直觉，还没走到跟前，那种异样的压迫感就让他浑身汗毛倒竖，远远看去，自家门口那片攒动的人头和晃动的国民党军服像是一记重锤砸在他心上。 按理说，自己的行踪和住址不仅对外绝对保密，连在此处落脚的细节都处理得极为隐秘，敌人怎么会像开了天眼一样直扑要害，这种精准度只有一种解释：组织内部出了奸细那张极其重要的名单失效了。 但此刻没时间给他深究，脚步如果稍微停顿得不自然，或者眼神稍有闪躲，马上就会变成敌人的活靶子，生死往往就在那一瞬的眼神交汇里。隔壁杂货铺门口，站着个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小姑娘。 她认得这个常来常往的邻居，在那满街都是“狼”的当口小姑娘手里攥着一块手帕，她没有喊，也不敢喊，只是借着擦拭或者摆弄手帕的动作，看似无意却急切地朝着李维嘉这边挥动，那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快走，别回来。 看到那块晃动的手帕，李维嘉心里的弦猛地绷到了极限，但他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未乱，他甚至都没有在那一瞬间表现出任何惊恐，而是顺着刚才的步点，极其自然地把身体转了一个向，仿佛他本来就只是个过路打酱油的闲人，甚至还带着几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情。 从人群边缘若无其事地滑了过去，最悬的是，就在他转身混入人流的那一刹那，徐远举那鹰一样的目光正从巷口扫过，李维嘉就是硬生生卡着对方视线的死角，在魔鬼的眼皮子底下玩了一出“灯下黑”悄无声息地把自己隐匿在了喧嚣的街市中。 这一劫躲过去了，但更大的恐惧瞬间袭来，家是回不去了，而如果任达哉真的把你供了出来，那不仅是自己暴露，与自己有横向联系的所有同志此时都正站在悬崖边上李维嘉没有选择只顾自己逃命，他像个在烈火中穿行的救火员，开始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疯狂奔走。 他必须和特务拼速度，在那张逮捕网收紧之前，把“有叛徒”的消息送出去，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负责编印地下刊物《挺进报》的陈然，那是当时撕开国民党消息封锁的一把利剑李维嘉深知此位置的重要性。 他动用了紧急渠道向陈然发出示警，字字泣血地要求对方立即扔下手头工作撤离，可陈然那个硬骨头，为了印完最后一期报纸，在这个生死关口选择了迟滞，最终没能跑赢魔爪，成了日后那个令敌人胆寒的烈士。 就在李维嘉满城寻找战友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线索都断了，同为地下党的陈柏林虽然没能见到李维嘉，却凭着过人的机敏，预判了险情，陈柏林在李维嘉家门外那个不起眼的角落，用极其隐晦的暗语留下了纸条。 李维嘉是在躲避追捕的间隙中摸到这张纸条的，这一纸情报太重了，上面不仅有新的联络暗号，更藏着关乎大局的党员动向名单，为了把这份沉甸甸的名单和“组织已被出卖”的绝密情报送出去，李维嘉乔装成一名精明的商人。 在这座山城的一家嘈杂茶馆里，找到了以屠夫身份做掩护的刘镕铸，两人在那热气腾腾的茶水间交换了眼神和情报，面对这一局死棋，刘镕铸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边用新密码启用秘密电台向延安急电，报告川东危急。 另一边，他必须把那些无法用电波传输的具体名单和细节亲自送出城，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透，那个往日里满脸大胡子的“屠夫”消失了，刘镕铸剃了个精光，换上一袭长衫，摇身一变成了文弱书生，在出城的关卡，特务们手里拿着画像一个个盘查，空气紧张得让人窒息。 就在等待检查的队伍里，刘镕铸甚至瞥见了另一个也在乔装转移的同志，两人目光一触即分，谁也没敢打招呼，全凭着那份默契各自闯关，特务对着刘镕铸那副斯斯文文的脸看了半天，愣是没把他和通缉令上的悍匪联系起来。 就这样，刘镕铸不仅发出了那封救命的电报，更是带着珍贵的资料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因为这场生死时速的接力，绝大部分川东地下党的力量得以在洪水猛兽来临前安全转移而发完警报的李维嘉，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不走了。 他不放心那个可能还没完全传达到位的警报，也担心叛徒会根据现有信息推导出更多机密，他又换了身份，像一颗钉子一样再次楔回了危机四伏的重庆城内，甚至不仅是躲藏，他还利用这种身份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搜集情报。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山城暗夜—《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