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女知青黄丽萍，隐瞒自己显赫的身份，心甘情愿的在北大荒劳动。10年后，她放弃回城的机会，安心在乡下生活。谁料，一封信的寄来，打破了她平淡的生活。 1969年的北大荒，秋风卷着雪粒子，打在人脸上跟小刀子似的。19岁的黄丽萍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跟着知青队伍下了火车，脚刚踩在冻土上，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同来的姑娘们叽叽喳喳抱怨着天冷，她却低着头，把行李箱上那个不起眼的小锁扣攥得紧紧的——那锁扣上刻着个隐晦的“京”字，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念想。 没人知道，这个皮肤白净、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父亲是城里的大官。出发前一晚，父亲把她叫到书房，指着地图上的北大荒：“去历练历练也好，但别让人知道你的身份。”黄丽萍点点头，把花衬衫、皮鞋全锁进了箱底，换上了最普通的蓝布褂子，剪短了精心留的辫子，活脱脱一个邻家姑娘的模样。 到了生产大队，队长看她细皮嫩肉，想把她分到队部做文书，黄丽萍却摆摆手：“我来就是干活的，跟大家一样下地。”第一天割麦子，她学着老乡的样子弯下腰，镰刀没握稳，在手心划了道口子，血珠渗出来，她往裤子上蹭了蹭，咬着牙继续割。太阳落山时，别人割了两垄，她硬是咬着牙跟到了头，直起腰时，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却没吭一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春天跟着刨地，冻土硬得像铁块，镐头下去弹回来，震得虎口发麻；夏天在稻田里拔草，蚊子嗡嗡围着转，腿上咬得全是包；冬天去山上伐木，踩着没过膝盖的雪，一趟下来棉裤能冻成硬壳。黄丽萍从不叫苦，队里的大娘看她实在，总偷偷给她塞个热红薯，她转手就分给了比她小的知青。 1975年，她嫁给了队里的技术员王建国。小伙子是本地人，话不多，却总在她累的时候默默接过锄头，在她冻得发抖时递过暖水袋。婚礼简单得很，就两床新被褥，队长送了个红脸盆，黄丽萍却笑得比谁都甜。有人背后猜她是不是在城里犯了啥错，才甘心在乡下扎根，她听见了也不辩解，只是埋头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979年春天，知青返城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遍了大队。队里分到第一个指标时，队长想都没想就喊了黄丽萍：“小丽，你这十年干得最实在，这名额该给你。”同来的知青羡慕得直搓手，黄丽萍却愣住了，半晌才摇摇头：“队长，给别人吧，我不回去了。” 王建国在旁边急得拽她的袖子，夜里躺在床上，他闷声问：“你咋不留着？城里总比这儿强。”黄丽萍摸着他手上的老茧，轻声说：“这儿有你，有咱刚分的地，有大娘的热红薯，我走了，心里空得慌。”王建国没再说话，只是把她抱得更紧了。 就这么又过了几年，黄丽萍成了两个孩子的妈，每天下地、做饭、带娃，日子平淡得像北大荒的湖水，不起波澜。直到1980年深秋，一封盖着大红印章的信被送到了队部。 队长举着信封喊她：“黄丽萍，北京来的信！”黄丽萍擦着手从厨房跑出来，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笔迹，心里“咯噔”一下。拆开信，父亲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丽萍，速归。父病重，盼见最后一面。” 信纸在她手里抖得厉害，王建国凑过来看了一眼，赶紧说：“咱收拾东西，明天就走！”黄丽萍却蹲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信纸上。这十年，她刻意不去想城里的家，不去想父亲的官帽、母亲的旗袍，她以为自己早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了，可这封信像块石头，一下子砸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夜里，孩子们睡熟了，黄丽萍翻出那个锁着的行李箱，打开时，里面的花衬衫已经泛黄。她摸着那刻着“京”字的锁扣，忽然想起刚来时的雪粒子，想起割麦子时的伤口，想起王建国递来的暖水袋。 “建国，”她轻声说，“我得回去看看，看完就回来。”王建国点点头，往她包里塞了袋刚炒的南瓜子：“路上吃，我在家等你。” 第二天一早，黄丽萍背着包站在村口，两个孩子拉着她的衣角哭，王建国红着眼眶帮她理了理围巾。火车开动时，她望着窗外后退的黑土地，心里默念：“我还会回来的。” 她不知道的是，这趟北京之行，会让她的人生拐个大弯，但北大荒的风、土地的气息、王建国的眼神，早已在她心里扎了根，怎么拔也拔不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