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陈平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在干部培训和大学教授队伍里，让西方价值观

复旦大学教授陈平认为，中国过去40多年，在干部培训和大学教授队伍里，让西方价值观渗透太深了，得把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清除出去，不是说全盘否定西方，而是要清除那种盲从西方、忽略中国实际的思维模式。 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儿，咱们国家确实一穷二白，想要快速追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是必然选择，毕竟人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路上先走了一步，有不少成熟的做法可以参考。可问题就出在“借鉴”和“盲从”的分寸没把握好，走着走着，不少人就把“西方的”当成了“绝对正确的”，把“中国的实际情况”给抛到了脑后，慢慢就形成了陈平教授说的那种被西方理念绑架的思维模式。 最明显的就是大学里的情况。这些年大学里的课题项目越做越大，经费也越来越多，但有些教授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空。不少人研究的明明是中国本土的问题，价值取向却完全跟着西方走。他们不乐意沉到基层去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想着怎么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方案，反而一门心思琢磨怎么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去套中国的问题，好像不用上几句西方学术名词，自己的研究就没了档次。 就连大学的管理模式，像岗位聘任制、绩效评估、扩大招生自主权这些，几乎都是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初衷本来是好的，想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可到了咱们这儿就走了样，变成了“形式上学得挺像，内容却被阉割”的伪借鉴。比如岗位聘任制，到最后“铁饭碗”没彻底打破，平均主义倒是没了，收入分配反而一个劲地向既得利益者倾斜。 这种盲从西方的思维，在干部培训领域同样存在。有些干部学了点西方的治理理论，就觉得拿到了万能钥匙，不管本地的实际情况怎么样，硬要把西方的模式往自己的工作里套。可中国的国情多复杂啊，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历史文化差异都摆在那儿，哪是一套西方理论就能包治百病的？看看那些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就知道，下场大多不太好。 2004年乌克兰搞了所谓的“橙色革命”，全盘照搬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结果十年换了四任总统，政策朝令夕改，根本没有连续性。经济更是一落千丈，2013年人均GDP只有4015美元，世界排名跌到第106位，直接成了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陈平教授自己早年也有过思维西化的阶段。他中学到大学读的都是理工科，那时候特别崇拜西方的科学系统，甚至一度认同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批评，觉得中国的问题都是民族劣根性造成的。可后来他接触了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从志愿军总部转业的干部，这些人个个英气勃勃，完全不像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 等他到了美国之后，更是发现美国人大多夜郎自大，这才彻底改变了对民族性的看法。他意识到，革命和战争能改变民族性，中国只要发愤图强搞科技，21世纪肯定能改变世界秩序。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清楚地看到，盲目崇拜西方是多么不可取，不管是做学问还是搞治理，都得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 可怕的是，美西方一直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国家渗透他们的价值观，搞所谓的“狄森特”政治病毒。这种病毒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通过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传媒等渠道，有目的地往目标国的教育体系、传媒领域播撒种子，等着时机成熟就酝酿颜色革命，推翻别国的合法政权。 当然，陈平教授说的“清除”，绝对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西方在科技、管理等领域确实有不少先进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想强调的是，学习不能盲目，不能丢了自己的根。就像他自己做研究那样，方法论可以用西方的，做实验、找数据、建模型都按科学的程序来，但选题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用中国的经验去丰富世界的知识宝库。那些被西方理念绑架的人，恰恰是搞反了这一点，把西方的东西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这些年咱们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只有立足自身实际，不盲从、不迷信，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中国的企业家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多多少少都受益于这种立足实际的战略思维。反过来看，那些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领域，往往问题百出，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劳民伤财，最后不得不回头重新找适合中国的办法。 现在咱们国家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问题复杂多样，既有外部环境的挑战，也有内部发展的难题。这时候更需要我们摆脱那种盲从西方的思维定式，沉下心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干部做决策要立足本地实情，不能拍脑袋照搬西方经验；教授做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咱们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才能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毕竟，西方的月亮未必比中国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个道理，到现在看还是一点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