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逛字画地摊时，发现一幅画有些眼熟，摊开看后顿时脸色大变，这竟然是一幅成吉思汗御容像真迹，随后花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秋天的北京西单，凉意已经顺着袖口往里钻。 对于路人来说，十字路口那个摆地摊的女人只是城市背景板里的一抹灰色；但对于史树青而言，这一天是他鉴藏生涯里最惊心动魄的“赌局”。赌注不算小，三块钱——这在当时能顶得上普通工人半个月的薪水，换算成实物，那是沉甸甸的16斤白面。 若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三块钱花得冤枉；但若是为了给中华文脉续上一口气，这三块钱简直是白捡。 当时，史树青正在这乱哄哄的地摊前闲逛。身为北大历史系导师，兼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他那双于琉璃厂熏陶多年的眼睛，仿若被赋予了灵性，犀利精准，好似开了光一般。在那堆灰扑扑、看起来毫无生气的旧字画里，他并没有直勾勾地盯着目标，而是玩了一出精彩的“声东击西”。 他先是像模像样地拿起两幅无关紧要的字画，嘴里甚至还向摊主崔月荣讨价还价，那一脸爱不释手的劲头，愣是谁也看不出破绽。可实际上，他的余光死死锁住了旁边一卷半开半掩的画轴。 就在画轴展开的那一刹那，虽然只露出一角，但他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即便阅宝无数，那一刻心脏猛烈的撞击声也只有他自己听得见。为了掩饰这即将溢出眼眶的震惊，他迅速压下脸上的血色，语气平淡得甚至有些随意，指着那真正的目标问：“这幅你看着给个价吧？” 那女人哪懂这些，只当是没人要的废纸，语气恹恹地报了个数。 史树青没有任何犹豫，甚至怕对方反悔，立刻掏出三块钱塞了过去。卷画、收手、走人，动作行云流水，直到把那个惊天秘密锁进家里的门背后。 在自家灯光的审视下，这桩“漏儿”的真容才彻底显露无疑，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着现有的历史常识。 人们印象中的成吉思汗，多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那张明代摹本的样子。但眼前这张画，用的却是质地粗粝又有韧性的桑皮纸，手感一捻便知是元代的旧物。画中人头戴“七褶狐帽”，那是一种用白貂皮特制的冠冕；身上的衣袍是“左衽”，即左襟压右襟，这更是典型的蒙古贵族服制，与汉人的穿衣习惯截然不同。 更如铁证一般的，是角落里那方虽显模糊却依稀可辨的朱红印章——“大元内府”。 这不是后人的臆想，这是血淋淋的写实。 所有的线索都汇聚成一个让学术界炸雷的结论：这是1278年左右，忽必烈亲自下令宫廷画师绘制的爷爷成吉思汗御容像！它比台北那张“权威版”早了整整两百年，是目前存世最早、也最接近“一代天骄”真实面貌的影像。 面对这样颠覆性的发现，史树青没有自负到独断专行。他找来了文玩圈跺跺脚都要抖三抖的人物——张珩、启功、谢稚柳。 几位泰山北斗级的老先生围着这幅画，翻来覆去地看，连口大气都不敢喘。从画风的狂野到笔触的细腻，从服饰的考据到纸张的断代，最终所有人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承认：这确实是元代宫廷的真迹，是真真正正的国宝。 随之而来的谜题是，这种只能挂在蒙古王庭或深宫大内的神物，怎么会沦落到西单街头的地摊上？ 随着对卖画女子崔月荣背景的深挖，一段家族兴衰史浮出水面。原来，她的公公并非等闲之辈，而是北洋时期曾任蒙疆经略使的高官陈宦。早在1912至1915年间，陈宦因公务与一位蒙古亲王私交甚笃，亲王便将这幅祖传的御容像作为最高规格的礼物相赠。 只可惜，大宅门里的荣华富贵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陈家后来家道中落，后辈子孙不识金镶玉，为了几斤白面的生计，便将这价值连城的传家宝当成了破烂变卖。若非遇到史树青这双慧眼，这张脸或许早已在某个垃圾堆里腐烂，成为历史永远的遗憾。 这桩捡漏堪称传奇，但故事的结局才最见人心。 按理说，凭史树青的眼力，这东西是他真金白银买的，更是他凭本事认出来的，留在手里那是泼天的富贵，也是收藏家至高的荣耀。毕竟，手里攥着真龙天子的真容，这是何等的份量？ 但仅仅过了一年，到了1953年，史树青做了一个让世俗眼光无法理解的决定：无偿捐赠。 如今，这幅编号为1101的一级国宝，静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何舍得将这半个月工资换来的、可能价值连城的宝物拱手让人时，史树青总会提到那个“血脉”论。 早在15岁那年，这股子痴劲儿就在他骨子里了，那时候他就敢花两毛钱从旧书摊淘换丘逢甲的手迹并捐给国家。对他而言，在文物面前，并没有“我的”和“你的”这种狭隘的区分。 就像他说的那样，真正的藏家眼里，从来没有那些虚高的价码标签，只有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那三块钱买来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段被时间差点抹去的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