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山东一男子尿毒症晚期，父母兄妹不愿救他，绝望时，突然一女子冲进病房，只要男子把这个协议签了，自己就把肾给他。 血浓于水这四个字，在赵海华拿到尿毒症诊断书的那一刻，变成了最大的笑话。 2011年的烟台深秋，这名37岁的壮汉倒在了工地上，肌酐值飙升到1200，全身脏器都在拉响警报。那个曾经能扛几百袋水泥的身体，如今连呼吸都费劲。更让他心寒的是，在这个生死关头，并没有出现电视剧里那种全家总动员的温情场面。 双亲年事已高，不幸患上高血压之症。面对此疾，我空有一腔关切，却因医学局限与自身能力有限，一时竟觉力不从心，深感无奈。可那五个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要么推说工作脱不开身，要么直接玩起了失踪。 透析机转动的声音，成了病房里唯一的陪伴，赵海华看着自己浮肿的双腿，那一刻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当赵海华绝望地拔掉针头，一心待死之际，那扇仿佛隔绝了生之希望的病房门，被缓缓推开，“吱呀”一声，似是命运又有了新的转折。进来的不是那些让他心寒的亲人，而是一个已经和他领了离婚证两年的“外人”——董丽丽。 这位前妻手里提着的不是什么贵重礼品，而是一个熬了三个小时的保温桶。看着病床上那个曾经暴躁如今却形销骨立的男人，董丽丽没有翻当年的旧账。 但此刻，董丽丽把所有的恩怨都折叠了起来。她看着那张几乎脱相的脸，做出了一个让医生都觉得疯狂的决定：“给我查查配型，我要捐肾。” 这不是一时冲动。董丽丽很清楚，赵海华虽然不是个好丈夫，但他还是儿子的父亲。那个曾经在工地下班后陪孩子踢球的男人，不该就这样烂在病床上。 想救人，光有一腔热血还不够，法律这道门槛横在两人中间。医生把话挑明了：活体器官捐献，受赠者仅限于配偶或直系亲属。前妻，在这个规则里是没有任何位置的。 当董丽丽拉着连路都走不稳的赵海华出现在民政局时，工作人员的眉头皱得紧紧的。系统上的数据显示，男方确诊尿毒症的日子，比他们来申请复婚的时间早了整整47天。《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五条明文规定要防止变相买卖器官，这对“半路夫妻”怎么看都像是为了那颗肾来的交易。 这确实是一场交易，只不过筹码不是金钱，而是性命。董丽丽在办事大厅的走廊里守了三天，把邻居的证言、街道办的证明、还有那一摞厚厚的病历摊开给每个人看。 她不是来钻空子的，她是来签生死状的。最终，这种甚至带着点悲壮的执着，撬动了僵硬的审核制度，复婚申请上的红章终于盖了下去。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手术室里，无影灯亮了六个小时。这对重新领证的夫妻，正在经历真正的生死考验。董丽丽的左肾动脉存在变异，这意味着主刀医生稍有手抖就可能引发大出血。 好在，命运终于在这个苦命的家庭面前心软了一次。肾脏移植成功，那条代表肾功能的曲线终于从死亡区爬了回来。 术后的恢复期，现实的粗砺感再次袭来。麻药劲过后的剧痛让董丽丽整夜冷汗直流，护士建议用止痛泵，她却死活不肯。不是不疼，是舍不得钱。她咬着牙对赵海华说，省下来的这笔钱，得留着给孩子报辅导班。 这一刻，那个曾经因为育儿观念不合而争吵破碎的家，在剧痛和贫穷中重新被焊接在了一起。 两颗肾脏在一个身体里工作，两颗心在一个屋檐下跳动。2013年，当这对“最美前夫妻”拿着锦旗去感谢民政局时，赵海华已经能推着轮椅带董丽丽晒太阳了。 为了不再增加社会的负担，两人婉拒了所有的社会捐款，在社区的帮衬下开了一间小小的五金店。 街坊邻居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每逢下雨天，赵海华总会提前半小时出现在公交站台，手里撑着伞，等着补习归来的女儿。雨水打湿了他的肩膀，但他眼里的光却是五年前那个暴躁的工地上找不到的。 那个曾经觉得天塌了的董丽丽，如今给丈夫按摩浮肿的双腿时，说出了一句比任何誓言都重的话：婚姻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修行，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得搀扶着把路走完。 那一纸结婚证上的钢印或许并不牢固，但在深渊里愿意折断肋骨为你搭桥的人，才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夫妻。捐出去的是一颗肾，找回来的，却是失而复得的整个人生。 主要信源：（搜狐网——2011年,男子患尿毒症等死,父母兄弟弃他不顾,前妻:复婚,我捐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