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某宇案与孙伟铭案本质不同。孙伟铭因酒驾导致四人死亡，初审被判死刑，上诉后改为无期，因为他非主观故意并积极赔偿，且邻里证言良好。而廖某宇案恶劣，他与车内人员争吵后故意加速至130公里，主观放任事故发生，甚至可视为故意杀人。一审判死缓显然过轻。 先回望 2008 年震惊全国的孙伟铭案。彼时的孙伟铭，还是个在成都打拼的普通上班族，没考驾照却敢长期无证开车，案发当天中午为亲属祝寿，喝得酩酊大醉后仍执意驾车。 酒精模糊了他的判断力，车子在成龙路失控，先追尾一辆比亚迪，紧接着越过双实线，接连撞上四辆正常行驶的轿车。这场惨烈的碰撞，让四个家庭瞬间崩塌，两对夫妇当场殒命，还有一人重伤。 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他死刑，彼时舆论一片叫好，觉得 “马路杀手就该重罚”。但上诉后，判决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份改判并非法外开恩，而是基于对主观心态的精准界定。 案发后他醉酒昏迷，清醒后得知后果吓得浑身哆嗦，第一时间委托父亲变卖财产赔偿。更关键的是，他的家人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拼尽全力筹款 11.4 万元赔偿被害人，后续又通过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取得了被害方的部分谅解。邻里和同事的证言也显示，他平时并非暴戾之人，只是案发时的侥幸与放纵酿成大错。 法院最终认定，他的主观恶性远低于直接故意驾车撞人的犯罪，再加上醉酒后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改判无期符合 “罪刑相适应” 的原则。 再看廖某宇案，同样是高速飙车酿惨剧，性质却恶劣得多。2024年10月2日，景德镇的昌江大道正值节假日晚高峰，人流车流密集，这条限速 40 公里 / 小时的城市主干道，本应是最需要谨慎驾驶的地方。 可廖某宇因为和同车的孙某某发生琐事争执，心情烦躁之下，竟在等待多轮红绿灯后猛地加速。车子像脱缰的野马，速度一路飙升到 128.96 公里 / 小时，是限速的三倍多。 要知道，他在景德镇生活多年，清楚这条路的路况；他还曾向朋友炫耀过肇事车辆的加速性能，对车子的危险性心知肚明。 当他看到正在过马路的胡某一家三口时，才慌忙踩刹车、打方向盘，但极高的车速让避让毫无意义。一声巨响后，未满周岁的婴儿当场死亡，年轻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一个完整的家庭瞬间被碾碎。 案发后廖某宇虽报了警、在现场等候，构成自首，也有过避让动作，但这些都无法抹去他加速时的主观恶意。他不是醉酒失控，而是清醒地选择用 “高速飙车” 宣泄情绪，明知在人流密集的主干道超速会大概率引发伤亡，却毫不在意、听之任之 —— 这种 “放任”，比孙伟铭的 “醉酒失控型放任” 恶性得多。 法律上的间接故意，也分 “被动失控” 和 “主动制造风险”。孙伟铭是醉酒后对风险失去控制，而廖某宇是主动把自己和他人置于极端危险中，用公共道路当情绪的宣泄场。前者的风险是 “意外失控的衍生品”，后者的风险是 “刻意追求的发泄工具”，这正是两案最核心的本质区别。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判决结果的对比。孙伟铭造成四死一伤，二审因积极赔偿、主观恶性相对较轻改判无期；而廖某宇造成一家三口灭门，手段更恶劣、主观更放任，却只判了死缓。 或许法院考量了廖某宇的自首和避让情节，但这些情节能否抵消三条人命的重量？被害人家属在等待判决的两百多天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和应激障碍，天天闭门不出、整宿失眠，他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死刑立即执行，为逝去的亲人讨回公道今日头条。当 “死缓” 的判决落地，这份痛苦无疑又被加重了一层。 司法裁判的意义，不仅是惩罚罪犯，更是警示社会。孙伟铭案的改判，传递的是 “知错能改、积极弥补可获宽宥” 的导向；而廖某宇案的轻判，却可能让公众产生 “情绪失控飙车杀人，最多判死缓” 的误解。 在车水马龙的公共道路上，每一次刻意的危险驾驶，都可能让无数家庭陷入灭顶之灾。法律对这种 “以公共安全为代价宣泄情绪” 的行为，必须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廖某宇的行为，已经突破了公众对 “过失犯罪” 的认知底线，接近了 “故意杀人” 的恶性程度。 公共道路不是私人的情绪宣泄场，每一位驾驶者的方向盘里，都握着他人的生命。廖某宇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争议，恰恰说明公众对 “严惩马路杀手” 的期待从未改变。 希望司法机关能正视这份争议，在二审中重新审视案件的恶性程度，用公正的判决守护公共安全的底线，告慰逝去的生命，也给社会一个明确的警示：任何漠视他人生命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