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7岁的张伯驹看中了一名20岁的妓女潘素。他把一沓钱“啪”地一下拍在桌上，要为女子赎身，老板娘却说：“这姑娘大有来头，花钱可赎不走。”没想到，后来他请好友买通官兵，悄悄把女子带走了。 张伯驹没有立刻把潘素带回家，而是与她一同辗转至北平，在琉璃厂附近租下一处宅子安顿下来。他明知此事风险极高，对方臧卓是时任军政要员，手握兵权，不容挑衅，但张伯驹并未退缩。 他不愿依赖叔父张镇芳的身份，而是选择自筹钱财，安排潘素脱身，之后又悄然将其娶为正室。他将原有三房太太安顿妥当，遣送回乡，每人给足银两，从此一心一意与潘素过日子。 他们婚后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蔓延至北方。 张伯驹当时已是民国文化圈内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家中藏有王羲之《游目帖》、展子虔《游春图》、顾恺之《洛神赋图》等珍品。 1937年，为阻止一幅唐代名作《游春图》被倒手卖给日本人，张伯驹不惜以7000银元购下，并将其转移藏匿于西安郊区友人宅院。 他说：“宁可卖田地、卖房子，也不能让国宝流落异邦。” “割地买宝”，不是气话。他为此卖掉了河南项城的老宅，还典当了北京多处物业。他始终认为，文物归国家，不应由私人据为己有。 即使身边亲友劝他留作传家之物，张伯驹也坚持：“身后之事交国家便是。” 抗战期间，为防止日军掠夺书画，张伯驹与潘素南下重庆，两人自携部分重要文物，辗转成都、西安等地。 这一时期，潘素不只是随行的妻子。 她随丈夫学习绘画，并拜陈半丁、溥心畬为师，画艺日进。1940年代，潘素的画作已屡次登上《国画月刊》，后来还在南京、广州、东京举办个人画展，是少数走向国际的中国女性画家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将其藏品陆续捐赠国家。他最看重的几件藏品，包括展子虔《游春图》、王献之《中秋帖》、王羲之《游目帖》，皆交予故宫博物院。 他说：“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这个民族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大丈夫。 张伯驹的一生，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权势所迫。在潘素的陪伴下，他以文人的方式坚守文化底线，将书画看作信仰，将收藏视为使命。 他们的婚姻也不只是“风月场”的结局，而是一段建立在精神、学识与信念之上的同道之缘。两人性情互补，志趣相投，潘素以画笔延续文化，张伯驹以性命守护文明。 他们的选择，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显得尤为坚定清醒。 即便在张伯驹去世多年后，故宫博物院仍将他与潘素的捐赠列为中国近现代文物保护事业的典范。这不仅是一个男人救一女子脱离青楼的故事，更是两位文化守护者在民族危难时刻作出的选择。 张伯驹与潘素，不仅仅是夫妻，更是中国文化的守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