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财富分配机制陷入怪圈：勤勉者负重前行，承担高额税负；怠惰者坐享其成，享受基本保障。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催生出畸形的社会生态——奋斗者意兴阑珊，懈怠者浑噩度日。 后红利时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典型的橄榄型结构：庞大的中间阶层被固化在特定层级，既丧失了向上跃迁的动能，又避免了向下滑落的危机。这种板结化的社会结构犹如一潭死水，上层通道壅塞，底层出路阻断。当65岁退休制成为常态，晋升阶梯被彻底锁死，年轻人的奋斗意志自然土崩瓦解。 这种社会萎靡症候绝非日本独有。数据显示，中国婚育率十年间腰斩，昭示着传统人生路径正在被大规模抛弃。都市地铁里麻木的面孔，写字楼内疲惫的身影，无不印证着集体性倦怠的蔓延。当住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当婚恋沦为奢侈的消费，当奋斗与回报严重脱节，选择躺平不过是理性经济人的无奈抉择。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青年丧失斗志，而在于社会流动机制的系统性失灵。当边际收益持续递减，当努力与收获严重背离，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重新评估投入产出比。这不是某个世代的堕落，而是整个激励机制出现了结构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