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吴荣森，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怀疑，他察觉到危险后，正准备撤离，却突然收到了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 这份情报，是用密写药水写在一张普通的《申报》中缝里的，落款是他的上线“老杨”——一个在敌人警备司令部当炊事员的地下党员。 特务的监视已经到了贴身的地步，吴荣森前一天出门买米，身后就跟着两个穿短打的人，走三步停两步，眼神直勾勾黏在他后背。 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常举动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可老杨从不轻易发密报，能用上“十万火急”的标注，必然是关乎多条人命的大事。 他回到租住的小阁楼，反锁房门后没有立刻处理报纸，而是先检查了床底和柜后，确认没有被安装窃听器，才从灶膛里摸出一小块明矾，用温水化开，小心翼翼涂抹在报纸中缝。 白色的字迹慢慢浮现，每一个字都像烙铁一样烫眼。情报内容很简短，却字字千钧：敌人已经掌握了三位地下交通员的行踪，计划次日凌晨实施抓捕，同时要捣毁位于城郊的秘密联络点。 吴荣森的心猛地一沉，那三位交通员他都打过交道，其中一位还负责护送进步学生转移，联络点更是存放着大量重要文件和电台。他原本收拾好的行李就放在墙角，包袱里的换洗衣物和伪造证件触手可及，只要趁着夜色从后窗溜走，就能暂时脱离险境。 可他不能走。如果现在撤离，情报无法及时传递，三位交通员和联络点的同志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老杨在警备司令部当炊事员，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他身份特殊，无法直接联系其他同志，只能通过吴荣森这个中间环节。 特务之所以还没动手抓他，不过是想放长线钓大鱼，等着他联系同伙。这个时候外出传递情报，无异于自投罗网。 吴荣森坐在床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纸边缘，纸张的粗糙质感让他稍稍冷静。他想起老杨每次送情报时的样子，总是穿着沾满油污的炊事服，脸上挂着憨厚的笑，没人能想到这个每天围着灶台转的老汉，手里掌握着敌人的核心动向。老杨能冒险送出情报，他没有理由退缩。 他必须在一夜之间完成两件事：把情报传递给负责对接的同志，同时为自己安排好安全撤离的路线。 没有时间犹豫，他将密写的报纸撕碎，混在灶灰里点燃，看着纸灰随风飘散，才从墙缝里取出另一套伪造的身份证明。出门前，他特意换上一件打补丁的长衫，戴上旧毡帽，把自己装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 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特务，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扫来扫去，偶尔传来几声呵斥。吴荣森低着头，挑着一副空担子，嘴里吆喝着“卖针头线脑”，脚步不疾不徐。他知道，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错，只有表现得自然，才能避开特务的盘问。 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他在一家关门的杂货铺门口敲了三下门，停顿片刻再敲两下。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人看清是他，立刻让他进去。 接过情报的同志脸色凝重，当即安排人手通知相关人员转移。吴荣森没有多留，交代完情况便匆匆离开，他知道，特务随时可能察觉到异常。 回程的路比来时更凶险，他发现身后多了两个可疑的影子。不能直接回住处，那里大概率已经被监视。他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利用复杂的地形甩掉尾巴，然后绕了一个大圈，从城郊的小路撤离。 天快亮时，他登上了一辆前往解放区的货车，回头望去，城市还笼罩在黑暗中，但他知道，因为那份及时传递的情报，不少同志已经脱离了危险。 地下工作者的潜伏生涯，从来没有坦途。他们游走在刀尖上，每一次情报传递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告别都可能是永别。 吴荣森和老杨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坚守，为革命的胜利默默付出。他们靠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生命搭建起传递信息的桥梁。 这些无名英雄，或许没有留下响亮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也很少被人知晓，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有了后来的光明。 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这种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