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建议要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让他再继续担任，就算我们同意了，那全党同志也不会同意。 其实要理解这场人事变动的意义，得先了解两位主角的背景。 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他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1947年，他被调到毛主席等领导人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从此与警卫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而在转战陕北期间，汪东兴曾主动请缨，带领一个加强排阻击国民党军队，为中央顺利撤退赢得时间。 当时毛主席称赞他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长期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之一。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毛主席曾评价说：“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 相比之下，陈云则是另一类干部的代表。 1905年出生于江苏青浦，早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长期主持经济工作。 而且他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著称，是党内实事求是的典范。 在解放初期，陈云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立下汗马功劳。 1956年，51岁的陈云成为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称他和邓小平为“少壮派”，并夸奖道：“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 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两位老干部，一个擅长警卫安全，一个精通经济工作，正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所需不同人才的缩影。 到1979年，中国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 因为那时候的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待业人员多达1500万，外汇储备仅有8.4亿美元。 与此同时，党内对如何治理国家存在分歧。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延续过去的做法，另一些人则主张改革开放。 汪东兴由于长期负责警卫工作，对经济工作不熟悉，加之他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民主得到了充分发扬。 西北组的江一真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等人也纷纷发言批评汪东兴在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问题上的错误。 情况已经很明显，汪东兴的工作思路与新时期的要求格格不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 当有人提出保留汪东兴职务时，陈云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就算我们同意，全党同志也不会同意”。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因为它表明人事任免必须尊重全党意志，而不能仅由少数人决定。 陈云的这句话，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正常化。 一个健康的政党，应该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和事业需要，适时调整领导班子。 1979年6月，中央办公厅和警卫系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任免通报在《人民日报》简短刊发：“根据中央决定，汪东兴同志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而这次调整没有引起太大波动，整个过程平稳有序。 汪东兴主动提出辞职，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央的决定。 他在口述史中承认，当年组织上的安排是正常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 这种平稳过渡，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改善。 正如陈云后来指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一论断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认同：“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1979年的人事调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职务变动。 因为它标志着中国从搞政治运动转向经济建设，从依赖个人权威转向依靠集体领导。 此后，一批懂经济、懂管理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设立经济特区，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个体经营。 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从1980年到198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城镇就业问题基本解决。外汇储备也从短缺转为积累。 实践证明，把适合的干部放在适合的岗位上，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而陈云在1979年那句“全党同志不会同意”，体现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汪东兴淡出领导岗位后，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2005年去世。 陈云则继续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于1995年逝世。 历史就是这样，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特长的干部。 重要的是，干部选拔必须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 当时代转折来临，最有力的改革往往始于一句冷静的判断，而非激烈的对抗。 正如陈云常说的：“算清楚账，比喊破嗓子更重要。” .主要信源：（走近汪东兴．凤凰网；陈云晚年的思想与贡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