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蒋介石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他突然抬眼看向宋美龄，艰难地开口：“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放张学良，你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我这些年为什么不放张学良吗？” 病床上的蒋介石突然开口，声音几乎听不见，宋美龄一愣，握紧了他的手，这个问题，她问过很多次，他从没正面回答。 那是1975年4月初，蒋介石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台北士林官邸的病房里，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医生进出很频繁，但没人再说好转这个词，蒋介石眼神涣散，偶尔清醒一会儿，话也说不完整。 可那天，他提到了张学良，这个名字，对蒋介石来说，是一根刺，他从不主动提，很少评论，提起也只是冷脸一句“不能放”，可到了生命尽头，他却突然把这事翻出来了。 张学良是谁，蒋介石当然清楚，几十年前，这个东北少帅带兵把他扣在西安，逼他接受抗日主张，那是他一生里最被动的一次，也是最丢脸的一次，他表面接受了调停，心里却早埋下了账。 从南京回去之后，蒋介石立刻安排人看住张学良，没有公开审理，也没有正式判决，就一句话：“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关，就是一辈子。 很多人不理解，张学良已经没有兵权，也没再插手政事，为什么还不能放？ 宋美龄劝过不止一次，她跟张学良早年在上海有些交情，对这个人有了解，也觉得他够义气，在西安事变中，他不是伤害蒋介石，而是保他一命，可蒋介石始终态度坚决，所有求情都被他挡了回去。 “不能放，就是不能放。”他不解释，也不让人问。 其实，蒋介石心里一直清楚，张学良不是没用的人，更不是没威望的人，他年轻、有胆识、有群众基础，关键是那次“兵谏”让全国人都记住了他，一旦放出去，他说一句话，都会带来风浪。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不确定因素，他一生都在排除风险，不管是战场上的敌人，还是政坛上的对手，他不怕打仗，也不怕被骂，怕的是局面失控， 而张学良，就是那种能引起“变数”的人。 把他关着，不是因为他还能掀多大浪，而是不想让别人有幻想，蒋介石知道，很多人心里还念着张学良，尤其是那些对国民政府不满的人，总觉得张学良是“另一个可能”，只要他一出面，哪怕不说话，都能让人心浮动。 所以说，不放，不是简单的私仇，更不是一时的气，蒋介石是算过这笔账的，他清楚张学良活着不怕，开口才怕，把人关住，声音就没了，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在蒋介石眼里，他做的不是报复，而是维护秩序，他不是没恩情考虑，也不是全无感情，他也记得张学良送他回南京那一程，也知道宋美龄为他求情，但他更清楚，这个世界讲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他也不是没权衡过，有人建议过，趁张学良年纪大了，放他出来，对政局不会有影响，可蒋介石从没松口，他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别人也会跟着起哄，今天是张学良，明天是不是还有别的人要“清算旧账”？他不愿意冒这个险。 蒋经国后来也提过一次，说张先生已经七老八十，关了大半辈子，是不是可以考虑“人道处理”，蒋介石听完，只说了一句：“你以后会懂。” 就是这句“你以后会懂”，其实包含了他全部的顾虑，蒋介石不是不讲人情，而是他讲的是“权力的逻辑”，在他看来，张学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象征，这个象征，一旦恢复自由，就是对他几十年统治的一种挑战。 而且，蒋介石一生最看重“权威”两个字，他不允许有人挑战他的决定，哪怕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从不忘记西安事变时的那个夜晚，自己在窑洞里被枪指着脑袋的感觉，他知道张学良没杀他，但他也知道，那一次，他输了。 这个“输”，他一辈子都没忘，所以他不能放，他宁愿这个人一辈子都待在封闭的院子里，也不愿意看到他站在人群中说半句话。 张学良在岛上的日子并不苦，他可以种花、看书，甚至听广播。赵四小姐也一直陪着他，两人日子过得平静，但那不是自由，那是没有选择的安稳，张学良很少发声，也不公开表达意见，有人说他是认命了，也有人说他在等。 可等了几十年，等来的只是那个下午蒋介石病床上的低语，“不能放。” 蒋介石走得很安静，没留下太多遗言，外界也没听说他对张学良有过特别交代，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决定他从没改过，哪怕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也不愿松手。 这不是私人恩怨，也不是简单的权力争斗，是蒋介石对整个统治方式的坚持，他不允许有人在制度外说话，也不允许过去的对手成为未来的变量。 张学良最终在1990年获得自由，那时蒋介石早已去世，他离开软禁地那天，没有太多话，只是静静地走了出去，没有回头，也没有表情，他知道，这一走，是晚了几十年。 他没说蒋介石对他有没有“恨”，也没说自己有没有“怨”，但从他那副挽联里能看得出来：“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是他对两人关系最真实的注解，他们不是仇人，也不是朋友，他们站在不同的方向，一个选择控制，一个选择对抗，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掌权到死，一个自由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