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女知青红梅抱着4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母亲看着她怀里的孩子先是直接破口大骂红梅不知道廉耻，吃过晚饭后，母亲则又想要一起养大这个孩子。 1976年，一个抱着孩子回北京的女知青，敲开了自家院门。母亲闻声而出，本想给分别多年的女儿一个拥抱，却在看到她怀里的小男孩时，脸色当场沉了下来。 “下乡几年，怎么还抱个孩子回来？你知不知道廉耻？”一句话把空气冻住，小小的赵玉刚吓得死死抓住邵红梅的衣角。谁也没想到，这个曾被骂作“来历不明”的孩子，其实背后牵着一条用命换来的恩情。 故事要从1969年说起。那年，刚从北京中学毕业的邵红梅，和无数同龄人一样响应号召，背上行囊去了陕北延川赵家沟。 城市姑娘初到山村，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中的“建设农村”要粗粝得多：窑洞、土炕、挑不完的水和干不完的活，每天累得腰酸背痛，理想渐渐被生活磨钝。 幸运的是，她和同伴王艳被安排住进了村民赵砚田、闫玉兰家。赵家夫妇刚成亲不久，看着两个从城里来的小姑娘，处处当亲妹子疼。闫玉兰每天给她们热饭热菜，赵砚田则用木工手艺替她们加固窑洞门窗，防野兽也防贼，逢集日还常常带小玩意回来逗她们开心。 3年相处下来，四个人早就亲如一家。1971年，闫玉兰怀孕，全家都沉浸在喜悦里，谁都盼着这个迟来的小生命。赵砚田一个人扛下大部分农活，邵红梅和王艳抢着干家务，只求“玉兰姐”安心养胎。闲谈时，她们还憧憬着将来一起教孩子识字读书。 谁知一场意外打碎了所有美好设想。一次摔倒导致早产，忙碌了一整天一整夜，接生婆总算把孩子拉了出来，襁褓里的男婴哇哇哭，可母亲却因大出血没能睁眼。 赵砚田抱着孩子，哭得像个孩子，拜托两个知青妹子帮忙起名。她们含泪写下“赵玉刚”三个字，让名字里既留住“玉兰”，又多一份“刚强”。 从那以后，为了生计，赵砚田整日奔波，照顾孩子的担子落在了邵红梅身上。孩子白天跟谁都行，到晚上只认她，第一句学会叫的，也是“妈妈”。在那片黄土高原上，这个本该只待几年就返城的北京姑娘，悄悄把一个孤儿看成了自己的儿子。 时间很快走到1976年。夏天连日暴雨，山洪威胁着村里粮仓，作为库管和清点员，邵红梅必须到场。赵砚田放心不下，也跟着进仓。雨声掩盖了屋顶的异响，年久失修的大梁突然塌下那一刻，赵砚田本能地扑过去，把她牢牢护在身下。 等邵红梅在医院醒来，得知粮仓塌了，赵砚田和另一个库管员都没能活下来。她抱着4岁的赵玉刚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总觉得那一梁之下，压着的是别人替自己扛走的命。 村支书出于好意，劝她把孩子托给别人，将来好找对象、过日子。可她只摇头。赵砚田为救她付出生命，留下的这个孩子，她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她暗暗发誓：不管多苦多难，都要亲手把赵玉刚带大。 返城通知下来时，她没有像别人那样轻装简行，而是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踏上回北京的火车。 母亲打开门看到这一幕，气不打一处来，一通责骂之后，终究还是让母子俩进了屋。直到晚上全家人都在桌边坐下，邵红梅才把这些年发生的事，从1969年下乡讲到粮仓坍塌，一边说一边几度哽咽。 父亲、母亲、兄嫂听完都沉默了。那一刻，所有的误会和愤怒，都被“救命恩人”四个字压了下去。兄嫂当场表示愿意收养赵玉刚，当亲儿子养，却被邵红梅谢绝。她轻轻摸着孩子的头，只说了一句：“叫我妈的，是他。” 母亲握着女儿的手，红着眼说：“那就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这条命，是人家拿命换来的，不能忘恩。” 后来，邵红梅在家人的支撑下，一边打拼自己的生活，一边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先是从黄土高原带回来的赵玉刚，再是婚后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在这一家人心里，三个孩子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先来后到。 多年以后，赵玉刚大学毕业，邵红梅和丈夫领着他回到赵家沟，在并排的两座坟前磕头。那天，他才真正弄清自己生命的来路，也懂得了养母当年顶着风言风语、抱他回城的意义。 有人说，那是一个苦日子辈出的年代，其实，也是善良不断生长的年代。赵砚田用一条命救下一个女孩，邵红梅用一辈子还一份恩情，母亲从误会到支持，也在这段故事里学会了“知恩图报”。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那些看似普通的选择，最终在时间里，写成了一个孩子、一位母亲和一位“救命恩人”的三重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