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新婚不久的苏青推开房门，看见丈夫和表嫂在屋里低声私语，动作亲密，眼神闪躲。 那一瞬间，她心里像被捅了一刀，却只是无声地把门关上，转身走进厨房，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她很清楚，一旦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这个家恐怕很快就散架。 那时的她，是宁波人口中的才女，从鄞县小城一路考进中央大学外文系，是家乡第一个踏进这所名校的女孩。婚后怀孕，她被迫从课堂退回灶台，外界艳羡她嫁给了体面教师，只有她自己知道，日子从一开始就歪了。 婆家看重的不是她读了多少书，而是能不能替李家添个儿子。头两个都是女儿，婆婆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丈夫更是常年不着家，钱花在自己身上，回到家却连米钱都不肯掏。 一次，米缸见底，孩子饿得直哭，她硬着头皮开口要钱，迎来的却是一记响亮耳光以及一句“要吃饭自己去挣”。那一刻，她彻底明白，眼前这个男人靠不住。 接下来几年，她几乎用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生病挂号、背着去看病，全是她这个母亲单独操持。 娘家不能久住，婆家冷冷清清，她把眼泪咽回肚里，夜深了点亮油灯，把白天的委屈和不甘变成文字。她写自己从读书少女到受气媳妇的过程，写米缸见底时的慌张，也写婚床背后那张冷脸。 第一篇稿子寄出去居然被刊登，还拿到一笔小小稿费，她第一次真切感觉到，自己可以不靠丈夫也活得下去。 随后她愈写愈多，把婚姻里的裂痕和十年的挣扎写成《结婚十年》，朴素的句子里满是刺。书一经出版就卖得火热，许多女性给她来信，说书里的故事就是自己的生活。 婚姻却在这种成名中走到了尽头。丈夫对她的成功没有半点欣慰，只有冷嘲热讽。1944年，两人终于离婚，她带着几个孩子搬出那个房子，从此不再为一个男人委屈求全。 离婚后的生活一点不轻松，上海局势动荡，她靠稿费勉强维持生计，杂志停刊时，稿子寄出去了没有回音，她便索性自己办刊，《天地》杂志就在战火中起步。 为了让刊物活下来，她不得不在审查缝隙里找生路，一边邀请作家朋友投稿，一边关注社会和女性议题。杂志渐渐有了市场，也惹来争议。她又接触电影公司，写剧本当编剧，还因为才华出众被看中的上层人物任命为专员。 短时间内，她仿佛走上事业的顶峰。然而这些经历也在悄悄埋下祸根，抗战胜利后，“文化汉奸”的骂名连同她的作品一起被扔进清算的漩涡，杂志被封，稿件被禁，收入一下子断了。 新政权建立后，她本以为能迎来新的起点，加入妇女组织，学习外语，想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可“胡风案”突然降临，她被牵连进去，关押了一年多，紧接着又在运动连番的年代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抄家批斗、下放劳动、干重体力活，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最困难的时候，她仍旧靠写字维持体面，改编越剧，写《宝玉与黛玉》这样的剧本，一晚上咳上好几回，还是捱着把稿子写完。 母女几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每月拿着几十块工资，买完米油所剩无几，经常把唯一的热饭留给孩子，自己对付冷菜剩饭。 临近晚年，她躺在床上，翻着年轻时的稿子，肺部已经模糊到医生看不清，她却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巴掌和那句话。 若没有那句话，她也许会在一段压抑的婚姻里慢慢磨没棱角；偏偏那一句“想吃饭自己去挣”，逼她拿起了笔。此后几十年，她不仅替自己写，也替无数在婚姻和生活里被压低的女人写。 苏青这一生，从洞房门口的沉默，到稿纸上越来越清晰的字迹，看起来是从家庭走向社会，再跌回底层的循环，其实也是她一步步把命运握回自己手里的过程。 哪怕外界给她安上“不要脸”“汉奸文人”的标签，她仍在纸上为千千万万个苏青留下一句：女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忍，也要学会替自己争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