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天深夜，戴笠把他的秘书周志英抱到了床上，两人一番激情过后，周志英依偎在戴笠的怀中，戴笠承诺过几天就娶她，却不想几天后戴笠把她送进了监狱。 重庆歌乐山上的“神仙洞公馆”里，电扇搅不动潮湿闷热的空气。 军统局局长戴笠搁下手中的古巴雪茄，望向刚送文件进来的秘书周志英，这个从浙江警官学校选拔来的姑娘，身上还带着学生的青涩。 窗外的防空警报声是那段岁月的背景音，而房间里开始的，则是一段日后令人唏嘘的往事 。 周志英最初或许以为遇到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她被戴笠调入军统局本部担任秘书，时常跟随其参加私人宴请，接触机密文件 。 戴笠曾向她倾诉与原配妻子不睦的苦闷，这些谈话让周志英产生了特别的期待 。 她开始不满足于秘书身份，渴望成为名正言顺的“戴太太”，尤其在戴笠原配去世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 。 然而戴笠的态度逐渐转变。 面对周志英多次提出结婚的要求，他最初以“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不得结婚”的规定推脱，后来不胜其烦，竟设下一个残酷的局。 假意答应秘密结婚，谎称将新房安排在曾家岩公馆，让周志英满怀期待地前去 。 等待她的不是婚礼，而是息烽集中冰冷的囚室 。 这种从云端跌落深渊的遭遇，折射出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残酷现实。 即便身陷囹圄，周志英最初仍以为这是戴笠对她的“考验” 。 她始终难以接受被抛弃的事实，在狱中度过两年后获释，她立即返回重庆寻找戴笠 。 然而戴笠避而不见，面对她的坚持，甚至下令卫兵将她强行拖走，再次关入监狱 。 这次囚禁持续到一九四六年戴笠空难身亡，周志英才重获自由 。 多年的监禁生活让周志英身心俱疲。 有资料显示，她在狱中可能遭受过电刑等酷刑，导致精神出现问题 。 出狱后她流落街头，时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订婚信物”，对着河水整理衣衫，仿佛在举行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 。 最终，有人在秦淮河下游发现了她的遗体，身份难以辨认，死亡证明上只写着“无名氏”三个字 。 这样一个曾精通四国电码、擅长速记的才女，最终沉没在历史的边缘。 回顾这段历史，周志英的故事折射出特殊年代下个体命运的脆弱。 她的遭遇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悲剧，更是特定历史环境下权力结构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写照。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往事，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命运沉浮，更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与警示。 主要信源：《抗战时期的军统与特工文化》, 刘宝瑞, 201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