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刘奎听完这话，半天没吭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科长嘴里的“重伤员”，那基本上就是走不动的兄弟，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都难说。他一个人在屋里转了两圈，忽然站住了，盯着科长问：“枪呢？子弹呢？”

科长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往桌上一放：“就这些。”

刘奎打开一看，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还有一块大洋。他把东西往兜里一揣，咧嘴笑了：“行，够我死三回的了。”

科长拍拍他肩膀，想说点啥，嘴唇动了动又咽回去了。外头传来队伍集合的口令声，他转身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刘奎一眼。那眼神刘奎后来记了一辈子，像是送葬，又像是上坟。

等科长走了，刘奎才慢慢蹲下来，把脸埋在手心里。屋里静得能听见墙根的老鼠在刨土。他想起三年前刚参军那会儿，指导员教他唱新四军军歌，他一嗓子吼出来，把全连都逗笑了。那时候多热闹啊，吃饭抢盆底，睡觉挤一个铺，打仗都有人跟你背靠背。现在倒好，一觉醒来，就剩下他一个能跑能跳的。

后山有个破庙，两个重伤员就躺在那儿。刘奎摸黑找到地方的时候，月亮已经爬上来了。庙里就剩半拉屋顶，风呼呼往里灌。一个伤员靠在墙上，睁着眼看他走近，另一个躺在地上，脸色白得跟纸一样。

“就你？”靠墙的那个问。

“就我。”刘奎答。

“咱仨？”

“咱仨。”

躺着的那个忽然笑了一声，声音跟破风箱似的：“行啊，够开个支部会了。”

刘奎把干粮掏出来分给他们，自己没留。三个人就着月光啃窝窝头，谁也没提明天的事儿。外头的风把破门吹得哐当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分不清是村子里的还是鬼子的巡逻队。

后半夜，躺着的那个伤员烧起来了，嘴里胡话不断，一会儿喊冲啊，一会儿又喊娘。刘奎把自己衣裳脱下来盖他身上，靠墙坐着，手按在枪把子上，一直盯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靠墙的那个能站起来了。他扶着墙挪到刘奎跟前，压低嗓子说：“咱得想个辙，这么等死不是个事儿。”

刘奎点点头，眼睛盯着山下的路。那路上有日本人的炮楼，有伪军的哨卡，还有零零星星的老百姓挑着担子赶集。他看着看着，忽然站起来，把枪往腰里一别：“你照顾他，我下山转转。”

“你疯了？”

“不疯。”刘奎头也不回，“总得先弄口吃的。”

那天晚上，刘奎背回来半袋子粮食，还有一小包盐。他把东西往地上一放，两个伤员都愣住了。躺着的那个烧退了，瞪着眼睛问：“你抢谁的？”

“汉奸他娘攒的。”刘奎蹲下来生火，“老太太哭着骂我，说那是她儿子给日本人当差换来的，她一口没舍得吃。”

火苗子蹿起来，照得三张脸忽明忽暗。外头的风好像小了点，月亮从破屋顶上漏下来，正好照在那半袋粮食上。

这就算开始了。三个人，五发子弹，两个手榴弹，一块大洋，再加半袋子从汉奸老娘那儿弄来的粮食。刘奎后来跟人说，那会儿他啥也没想，就觉得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打死一个鬼子赚一个。

可谁能想到呢，就这么三个人，愣是在山里扎下根了。当然，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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