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乌克兰正式独立，这之后乌克兰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经济彻底瘫痪，货币大幅贬值，原本的科研体系也完全垮掉了。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不少军工、航天、材料等领域的核心遗产，也拥有大批顶尖科学家，但这些曾经的国家栋梁，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失业、断薪的困境，不少科研院所连暖气费都交不起，院士级别的专家，每个月的工资折合人民币还不到几十块，为了糊口，很多科学家只能去街头开出租车、干体力活，处境十分凄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启动了以引进独联体国家人才为重点的 “双引工程”，主动接纳了大批乌克兰科学家，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当时负责接待和安置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震撼，那就是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初步安顿下来之后，不少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根本不是待遇多少、住房怎么样、家人怎么安置这些实际的物质问题，而是请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能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等这个要求说完，他们才会提到待遇、家人安置这些事。

可能很多人会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科学家放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先考虑，反而最看重党员身份，其实这和他们的成长经历、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

这些乌克兰科学家，大多成长于苏联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早早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一辈子都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党员身份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虚名，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暂停了共产党的活动，后来甚至取缔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科学家的党员身份也就失效了，他们失去了信仰的家园，心里十分痛苦。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看来，苏联解体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失败，而是党内出了问题、组织涣散导致的。

当他们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依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依然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就像找到了归属感，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提出恢复党员身份，想要重新过上组织生活，不想脱离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信仰。

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有刻板印象，觉得苏联解体了，这些科学家肯定对共产主义信仰心灰意冷了，眼里只会有物质利益。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对党员身份的珍视，甚至超过了物质待遇。

有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资深焊接专家，办理完入职手续后，第一时间就找到党组织负责人，说自己有几十年的党龄，来到中国，最希望的就是能继续过组织生活，不想脱离党。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科学家不看重物质待遇，只是在他们心里，信仰排在第一位。

中国当时也给了这些科学家足够有诚意的待遇，基本工资比他们在乌克兰时高20倍，来了就分配住房，看病全免费，还能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甚至在西安、东北等重工业基地，专门建了仿照前苏联建筑风格的 “乌克兰专家村”，让他们能快速适应中国的生活。

但这些物质待遇，在他们看来，是自己付出劳动应得的，而恢复党员身份，才是他们真正 “想要的”。

后来，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他们的请求，在政策范围内，对符合条件、表现优秀的外国专家，吸纳他们作为特殊身份党员，让他们能和中国同事一起学习党章、参加组织活动，很多科研院所里，都出现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专家和中国同事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场景。

这些乌克兰科学家来到中国后，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奉献给了中国，在航天、船舶、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帮助中国突破了很多技术封锁，推动了中国军工、科研领域的快速发展。

而他们当初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也给当时的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们明白，最稀缺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坚定的信仰。

直到现在，当年第一批来华的乌克兰科学家大多已经白发苍苍，不少人还留在中国安家落户，安享晚年。

他们当初的那个 “第一个要求”，也成为中国人才引进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往事，提醒着我们，信仰的力量，足以超越物质，穿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