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称学生坠江背后是导师权力失控# 】 #律师称导师的权力与责任不能脱钩# 3月16日，湖南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3月14日21时57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23级研究生孙同学离开宿舍后失联。15日16时许，坠江者被打捞上岸，已无生命体征，经确认，为失联的孙同学。 发文谈规培生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又是一则悲剧。他们都在求学期间走向了绝路，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受控制的导师权力。#湘雅悲剧为何一演再演#

行政法里有个“权责一致”原则，私以为可以用来衡量任何权力关系是否健康。它的核心很简单：权力必须有边界，必须伴随责任，必须接受监督。享有权力的人，不能只发号施令却不承担后果，更不能让权力无限扩张。

反观高校里的导师制度，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实际掌握着几种关键权力：

一是学术评价权——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发论文，导师的意见分量最重。

二是资源分配权——能不能参与核心课题、能不能拿到助研津贴，导师说了算。

三是职业准入权——规培考核、就业推荐，导师的评价直接影响学生下一步去哪。

这三项权力加在一起，几乎覆盖了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学生绕不开、躲不掉，甚至不敢说个“不”字。这种权力已经带有明显的“准行政”色彩——它不是私人之间的请托，而是带有公共属性的管理权。你是在用国家赋予的教授身份、用学校委托的培养职责，去影响另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可问题在于，这种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缺少边界和监督。

“权责一致”强调“有权必有责”。但在当前的导学关系里，权力和责任是失衡的。权力端，导师对学生拥有近乎全方位的影响力；责任端，当导师滥用权力导致学生心理崩溃甚至更严重后果时，导师个人往往只需承担极轻的道义责任，制度层面的问责更是微乎其微。

法律之所以要控制权力，就是为了防止权力行使者与相对人之间形成人格依附。在法治框架下，权力相对人应当是独立的主体，而非权力的附属品。可在这种失范的导学关系里，学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随叫随到的劳动力，变成了不能说“不”的服从者，变成了连尊严都得收起来的人。

这种依附关系的恶果在于：它摧毁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感和反抗能力。当一个人感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获得公正评价时，当他想逃却逃不掉、想说理却没地方说时，绝望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这起悲剧的症结，不在于某一位导师的品行——我们不针对任何未经证实的具体个案——而在于导师权力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准行政权”，长期游离于“权责一致”的法治原则之外。

要避免悲剧重演，就必须像约束公权力一样，为导师权力划定清晰的边界。

一是权力清单化。明确导师在毕业、评优、资助等事项中的具体权限，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得有章可循。

二是程序正义化。建立独立于导师和院系的学生申诉渠道，让学生受了委屈有地方说理，说了理不怕报复。

三是责任实质化。一旦导师被证实滥用权力，必须有明确的问责机制，让权力行使者意识到，手中的权力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调查正在进行，我们希望真相水落石出。但更需要的，是借由这些悲剧，反思关于导师权力边界和制衡的问题。毕竟只有当权力的边界被照亮，学术的殿堂才不会再有被黑夜吞噬的灵魂。#湘雅悲剧为何一演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