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66年8月24日，天还没亮透，空气又闷又潮。

老舍从床上起来，换上一身干净的白布衫。

他走到小院里，三岁的小孙女正蹲在墙根玩泥巴。

他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声音很平和：

“丫头，来，跟爷爷说声再见。”

小女孩抬起头，脆生生地喊：

“爷爷再见！”

喊完就又低头去玩泥了。

老舍看了她一会儿，慢慢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种满花草的小院，然后转过身，迈过门槛，走出了大门。

他没有去单位，也没有去医院。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朝着城西的太平湖去。

路上早起的人渐渐多了，没人特别留意这个走路有点迟缓的老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就在昨天，他在孔庙前经历了什么。

皮带抽在背上的感觉还在，火辣辣地疼；那些刺耳的骂声和周围人的眼神，比皮带更让人难受。

他是写了《骆驼祥子》、《茶馆》的老舍，是人们嘴里的“人民艺术家”。

可昨天，那些名头全成了笑话，他被挂着沉重的木牌，被人推搡着低下头。

他想不通，自己一辈子用笔写北京，写那些拉车的、开茶馆的普通人，怎么到了最后，自己倒成了“罪人”。

太平湖到了。

水面漂着些零散的落叶。

他在湖边一张旧长椅上坐下来，眼睛望着湖水，一动不动。

从早晨坐到中午，太阳越来越毒；又从中午坐到傍晚，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这漫长的一天里，他在想什么？

也许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给人缝补洗衣供他念书；也许想起了在英国的日子，一个人在异乡写小说。

更多的，大概是想起他笔下那些人物：

憨厚倔强的祥子，精明又无奈的茶馆老板王利发。

他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

天完全黑透了，湖边几乎没了人。

老舍这才动了动僵硬的身子。

他动作很慢，很仔细地从怀里掏出几样东西：

一支旧钢笔，一副眼镜，一本《毛主席诗词》，还有一叠没写完的《正红旗下》手稿。

他把这些东西在长椅上一样样摆好，摆得很整齐，就像平时在书桌前收拾东西。

然后，他转过身，面向那片在夜色里黑沉沉、泛着微光的湖水。

他没有再犹豫，一步一步，走进了水里。

冰凉的湖水淹过他的脚踝，膝盖，腰身。

最后，水面吞没了他花白的头顶。

第二天，附近的人发现了水里的异常。

等人打捞上来，从他口袋里找到了工作证。

消息传回家，儿子舒乙赶到太平湖边。

他看到的是被水泡得变了形的父亲的脸，那件白布衫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舒乙没哭也没喊，他就地在父亲遗体旁边坐了下来。

这一坐，就是一整天。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

他看着父亲冰冷的脸，忽然全都明白了。

父亲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后一个注解。

而他自己，在这个父亲用生命画下句号的世界里，得换一种活法了。

不是父亲那种宁折不弯的活法，而是得把头低下来，夹起尾巴，小心翼翼地活下去。

不为别的，就为了家里剩下的老老小小，也为了心里那点不能熄的火苗。

后来的许多年，舒乙确实活得异常谨慎，在工厂里做他的技术工作。

但父亲的影子从未离开。

等到能喘口气的年月到来，他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父亲，研究老舍。

他跑遍全国，寻找父亲的老朋友；他钻进图书馆，在发黄的旧报纸里寻找线索。

有意思的是，在他所有的文字里，他几乎从不称“我父亲”，总是叫“老舍先生”。

他写《老舍的童年》，用外人的眼光去看那个贫苦的旗人小孩怎么长大；

他写《老舍最后的两天》，像一个侦探，拼凑父亲生命末尾那些混乱的时钟刻度。

他做这些，不是为了替自家诉苦，更像是一个迟到的记录员，想把一段被打烂的历史，尽可能一页页捡起来，拼凑回它本来的样子。

如今，太平湖早就没了，原址上建起了地铁站和居民楼，车水马龙。

当年那圈绝望的涟漪，早已消失在水泥地下。

但有些东西是填不掉的。

当人们翻开书，读到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拉着车，心里发狠“我非拉上自己的车不可”；

当人们坐在剧场里，听王利发在《茶馆》末尾撒着纸钱，老舍就没有离开。

那个闷热的早晨，那句对小孙女说的“再见”，和太平湖夜晚冰凉的湖水，一起变成了记忆深处一块沉默的、总在隐隐作痛的石头。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老舍之死：为何投湖自沉却不留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