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加坡网友表示，日本之所以敢屡屡挑衅中国，丝毫不惧怕中国，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挑唆，而是日本在千百年见就已经把中国的个性摸得透透的，认为中国人太过温和，太过仁慈了。

日本方面对中国形成的认知通过多个历史阶段的互动逐步成型。他们注意到中国尽管拥有广阔土地和丰富资源，但在冲突结束后往往选择有限惩处而不是彻底追击，这让他们判断挑衅行动即使受阻代价也可接受。元朝时期忽必烈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组织舰队前往日本海域，两次行动都因台风导致船队大量损毁。日本将这些事件视为特殊护佑，由此产生民族自大情绪。明朝建立初期朝廷加强东南沿海防务应对海上活动，日本浪人仍多次前往沿海地带实施抢掠。明军在望海埚等战斗中取得胜利，俘获人员后朝廷主要处决少数首领，其余发放路费遣返。这一处理方式传回日本后，浪人群体活动更加频繁，认为中方行动实际追责力度有限。
江户时代早期类似情况持续存在。1628年日本浪人前往台湾地区与当地势力发生冲突，明朝福建官员介入处理，最终没收货物后放人返回长崎。相关记录在日本商人和武士圈子流传，进一步加固了既有看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领导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战例。伊藤博文等人分析明清时期对日案例，得出中方注重道德约束、取胜后倾向留退路的结论。这种分析被纳入军事规划和训练内容。到1931年前关东军军官在会议中指出中方回应形式为行动提供空间。这种判断建立在从倭寇时期开始的长期积累之上，日本通过多次亲身经历一再确认了自己的认知。
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动员大量兵力进入朝鲜。明朝派军支援朝鲜，在平壤和露梁海战等行动中取得成果。明朝要求日军撤出朝鲜，没有向日本本土进一步索赔。日本战后复盘认为中方取胜仅止于迫使退出。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引发冲突。清政府应战后北洋水师失利，李鸿章前往马关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台湾辽东和赔款要求，最终清政府同意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并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军部视此为中方接受让步的常态，这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印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行动，占领上海南京等地。日本朝野仍判断中方会倾向妥协。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河南湖南广西区域遭受破坏。日本报纸宣称事变接近结束。他们计算中国资源充足，侵扰后最多通过谈判收场。中国军民从局部抵抗转向全民动员，百万大军后来反攻东北击溃关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