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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北平市警察局特务科的特务张战民,他跟踪前门火车站的地下党员搬运工

1948年9月,北平市警察局特务科的特务张战民,他跟踪前门火车站的地下党员搬运工孙杰,发现孙杰进了一条死胡同。他怀疑有诈,慢慢地接近胡同口。他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条胡同,就在他快要进胡同口的一瞬间,就感到背后一股大力撞了过来,撞的他踉踉跄跄的跌进了胡同口,虽然没有摔倒,但是也“啪”的一声,手枪被甩出去了老远。 马汉三这个人,可以说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腐败透顶的一个极其典型的缩影。他早年在西北军任职,后来投靠戴笠,因为在北方人脉极广,恰好弥补了军统情报来源“南重北轻”的缺陷,因此爬得极快。他也有过所谓的高光时刻,比如1940年策划刺杀了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这事儿当年轰动了整个华北,日军甚至为此封城搜捕。但抗战胜利后,他以北平行营督察处长的身份回到北平,彻底暴露了贪婪的本性。他借着查办汉奸的名义疯狂勒索,一时间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滚滚而来,上演了一出荒唐的“五子登科”。 这样一个手段毒辣、在镇压革命时穷凶极恶的人,最后为什么死于非命?答案很残酷。戴笠死后军统分家,马汉三看不起毛人凤,转而巴结郑介民。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的副总统选举中,蒋介石明确指令全国军统竭力为孙科竞选出力。马汉三居然为了给自己留条政治后路,来个“狡兔三窟”,暗地里给李宗仁砸钱拉选票。这直接捅了老蒋的肺管子。特务一旦有了自己的政治算盘,违背了主子的意愿,末日也就到了。毛人凤趁机派亲信去北平搜集他私下搞小集团“建国力行社”的证据,一击致命。马汉三干了一辈子反人民的勾当,最后死在了自己效忠的蒋介石手里。这充分说明,那个腐败的利益集团已经烂到了根子里,为了争权夺利,连自己最核心的鹰犬都能毫不留情地绞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时候,面对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国民党那些潜伏下来的大批特务和散兵游勇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他们已经组织不起成建制的对抗,只能依靠搞下三滥的恐怖袭击来刷存在感。 当时咱们公安中央纵队的安保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会场周边挖了200余米的防空壕,设立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面对这种天罗地网,国民党潜伏特务吴瑞金接到指令,企图对民主人士下榻的亚洲饭店实施爆炸。 吴瑞金没有飞檐走壁,他绞尽脑汁盯上了每天给饭店送菜的菜农。他通过施展诡计套出了采购员的底细,然后在9月24日早上,自己化装成送菜的,拎着菜篮子企图混进去。结局极其舒适:咱们执勤的哨兵警惕性极高,面对陌生的面孔仔细盘问,当场察觉出破绽将其制服。战士们从他菜篮子里搜出了四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避免了一场惊天大案。 说到这里,必须要讲讲当年轰动一时、极具技术含量的“0409”潜伏台案。这个案子的侦破,堪称情报史上的经典,充分展现了新生人民政权公安人员的顶级智慧。 1949年底,毛主席准备出访苏联。偏偏在这个时候,咱们军委监听台截获了一份发往台湾保密局的密码电报,内容正是关于这一重大政治情报,署名代号只有四个数字:“0409”。毛主席看后极为重视,亲自批示要求在回国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咱们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的侦查逻辑极其强悍:特务只要活动,就必然需要经费。北京查不到可疑外汇,就去天津查。顺藤摸瓜,侦察员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锁定了一笔从香港汇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的巨款。 随后,我方侦察员成功打入新桥公司内部,摸清了计爱琳的底细,并死死盯住了与她来往密切的姘夫孟广鑫。 经过连夜跨省跟踪,甚至在火车头等车厢里与目标比邻而坐的惊险较量,侦察员最终在北海公园漪澜堂的一场特务庆功聚餐中,锁定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经过大量户籍和伪档案比对,确认此人名叫计兆祥,正是计采楠的弟弟。此人毕业于国民党特警学校,精通收发报、爆破等技术,号称“万能情报员”。 为了拿到铁证,咱们的侦察工作细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侦察员化装成电业局职员查电表,发现计兆祥家的用电量远超同院邻居数倍;深夜躲在暗处记录他家灯光闪烁的时间,结果与我方监听台收到的敌台发报时间严丝合缝!计兆祥的破坏力极大,正是因为他偷偷发送的关于南苑机场的情报,导致国民党轰炸机于1949年5月轰炸该机场,造成24人死伤。 1950年2月26日,京津两地同时收网,计兆祥及其同伙被一网打尽,当场缴获美式电台和密码本。最痛快、最提气的细节在于:破案后,李克农同志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让计兆祥用原有的手法和电台,直接发给远在台湾的毛人凤。电文里毫不客气地宣告了国民党“万能潜伏台”的覆灭,并霸气地警告台湾方面:“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一封电报,不仅是一场情报战的完胜宣言,更是把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心理防线按在地上狠狠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