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春，北大一位教授悄悄把家里米缸加满了米，装出一副还要回来的样子。留下一张字条 ——"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第二天，怀抱 4 岁的女儿，带着美籍华人妻子，走过深圳罗湖桥，头也不回。

这位教授叫李景均，38 岁，北大农学院最年轻的系主任，中国群体遗传学的开拓者之一。

李景均20 岁考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的是农业，那时候他就想着，中国农业太落后，老百姓总吃不饱，他要学本事，将来帮着改良农作物，让大家能多打粮食。

1937 年，他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植物育种及遗传学博士学位，那时候的美国，科研条件比中国好太多，他每天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一点点钻研，后来还接触到了群体遗传学，这门学问能帮着研究遗传规律，对农作物改良特别有用。

1940 年，李景均拿到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想留他，给他高薪、好的实验室，可他心里始终装着祖国。

那时候中国还在抗战，他说自己是中国人，根在中国，祖国需要他，所以 1941 年，他和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林伯贞一起，登上了回中国的轮船。

这趟回国路，走得格外艰难，太平洋上到处都是日军的潜艇，船只能一次次绕路，原本三周的航程，整整走了 51 天。

到了香港，又赶上日军进攻，他们被困了近两个月，身无分文，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最后还是靠朋友帮忙，才徒步绕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内陆。

回国后，李景均先在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他把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知识，一点点教给学生，还亲自下试验田，试着改良作物品种。

他的才华很快被业内认可，1946 年，34 岁的他被聘为北大农学院农学系主任，还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可谓年轻有为，那时候的他，满心都是想好好做学问、教学生，让中国的遗传学和农业能跟上世界的脚步。

可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一心报国的科学家，没几年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1949 年 9 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

那时候咱们国家提倡 “以苏为师”，苏联的李森科学说也传到了中国。这个李森科，虽然在苏联被称为 “大科学家”，但他的学说不靠严格的科学实验，还喜欢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靠着政治手段打压不同意见的人。

李森科反对李景均在美国学的摩尔根遗传学，说这种学说是什么 “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当时学校的负责人乐天宇，就照着苏联的做法，停止了李景均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把他的课换成了李森科学派的 “新遗传学”。

这就意味着，李景均彻底无课可上，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空有一身本事，却连讲台都上不去。

他心里肯定不好受，当初放弃美国的优渥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就是想好好做学问、教学生，可现在，连自己的专业都被否定了，连课都不能教。

更让他为难的是，他的妻子是美籍华人，那时候的环境，让他担心妻子和女儿的处境，也担心自己再这样下去，一辈子都没法再做自己热爱的遗传学研究。

他没有跟任何人抱怨，也没有闹，只是悄悄做了决定。

他把家里的米缸加满，就是怕别人看出他要走，装出一副只是暂时请假、还会回来的样子；他留下那张 “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的字条，是不想给学校添麻烦，也不想占着学校的薪水不干活，哪怕自己要走了，也保持着最后的体面。

1950 年春的那天，他抱着 4 岁的女儿，牵着妻子的手，悄悄离开了北京，一路南下，走到了深圳罗湖桥。

走过那座桥，就意味着离开了大陆，他头也不回，不是心狠，是他知道，自己一旦回头，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再也没有机会做自己热爱的学问了。

到了香港后，台湾大学很快给了他教授的聘书，邀请他去任教，但他婉言拒绝了。他心里还是牵挂着大陆的遗传学发展，只是当时的环境，让他无法回去。

后来，他给美国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也求助朋友帮他找一份能做研究的工作。

这封信被朋友转给了美国《遗传杂志》，1950 年 6 月，杂志刊登了这封信，还起了一个震撼的标题《遗传学在中国死亡》，这件事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惊动了当时的中共高层。

后来，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的推荐下，李景均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在这里，他终于又能安心做研究、教学生了。

很多人说他是 “叛逃”，可只有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他晚年的时候，常常看着中国地图，想念家乡天津，想念自己曾经任教的北大。

2003 年，李景均在美国去世，享年 91 岁，他的遗嘱里说，要把骨灰撒在渤海，这样就能闻到家乡的海风。

直到后来，中国的遗传学慢慢解冻，人们才重新认识到李景均的价值，认可他为中国遗传学发展做出的贡献，称他为 “中国遗传学之父”。